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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城土司世袭制度形成和衰亡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华夏边陲和笼络边疆少数民族，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土司制度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实施土司制度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南地区等。土司按其民族的不同有土族土司、彝族土司、土家族土司、苗族土司、壮族土司等。研究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鉴往知来，借古鉴今。 广西忻城县建县至今已有1370多年，其中土司统治近500年，是历史上世袭土司制度统治时间较长的地区。除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土司官族发生内讧，统治濒临崩溃，以及清光绪年间发生政变未遂外，土司政权基本上是稳定的。忻城土司莫氏袭官统治时间如此之长，为壮族史、中国史所罕见；其集历史、文化、建筑于一体，被世人誉为壮乡“故宫”，象征权力和富有的忻城莫土司衙署，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建筑群之一。据史书记载，忻城的莫土司衙署是在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由第七任土官莫镇威开始兴建的，是历代莫姓土官统治的衙署。1963年，保存下来的忻城莫氏土司衙署、祠堂、官邸等建筑物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拨专款维修；199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忻城土司统治期间的沿袭制度、土地制度、赋税、教育文化、军事、司法等等，在封建土司制度中极具代表性。 土官与土司 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土官与土司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一是出现时间不同。在元代，所有的土职都统称土官，直至明代中叶，仍以土官统称各种土职；而土司之名则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二是内涵不同。土官是指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官员，一般泛指土职本人，其名称有土府、土州、土县和土千总、土百户等；土司则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是少数民族土职政权及其世袭官员的统称，不仅泛指土职其人，而且也指与土职相联系的政权机构或衙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土官形式。因此与土官相比，土司一方面已完全纳入封建国家的组织系统，“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袭替必奉朝命”，为王朝“奔走惟命”；另一方面土司的官制更加严密而且日益制度化，“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一旦任命为土司官，可以世袭罔替，世代相传。 土司制度的实质、特征及演变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司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于一身，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土皇帝”，朝廷政令的忠实执行者，对其统治下的土民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土司统治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土民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司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司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等。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管理才渐次趋于强化。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史，皆世袭（《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宋代，这种羁縻制度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封建王朝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实施有效的统治，遂采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利用当地酋长并以其势力管辖所及的区域，分别授予官职，准其子孙相继承袭，以利于封建统治者实行阶级统治。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至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封建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到了清代，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兴起，促使了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于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在清代中期以后经过“改土归流”，逐渐被流官制度所代替。 土司制度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土司制度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统治者通过土司政权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制度控制手段。应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巩固边防，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均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土司制度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度，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土官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也变得愈来愈腐败，土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