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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伦理视角下公共政策执行力 　　前言：公共政策执行中需以人为本，实现公益至上；需公平公正，体现伦理责任。但实践中的公共政策执行存在着选择性执行；“对抗”歪曲执行及象征性不作为等问题。因此，提升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应在源头上确保公共政策制定时的利益均衡，应采取适当执行策略，加强内外监督及对政策执行者的道德素养和服务能力教育。 一、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公共伦理价值分析 1.公共政策执行需以人为本，实现公益至上 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以人为本就是要满足人的根本利益需求，保障人的各项权利运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也是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公共伦理核心价值。为此，在公共政策执行中要体现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要体现出人既是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公共政策的归宿。正如康德所言：“人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公共政策的执行应尊重人的意愿，实现人的利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如住房、看病、教育等，只有人民满意，公共政策的执行才是有效的。[1] 公益至上是政府组织在执行公共政策时能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使各社会主体能够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因此，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应处理好各社会主体的各种利益关系，如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即公共政策在执行中不能将一定团体的直接利益冠以公众利益的名义，不能在反映一定团体的直接利益时，损害其他团体的间接利益；利益和代价，即利益的获取是否与所付出的代价成正比，这实际就是效率问题，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其资产和支出均来自于人民，因此，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也应追求利益最大代价最小。总之，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益至上就是要保证社会发展的成果为社会全体人民所同享。[2] 2.公共政策执行需公平公正，体现伦理责任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平公正要求公民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上受到平等对待，公共政策的执行要尽可能地增进全体公民的福利待遇。平等对待具体落实到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分配领域中指价值分配结果的均等无差，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一视同仁，各得其所得的同时，给予最少受惠者以适当的利益补偿。增进全体公民的福利待遇，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公正就是让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得到合理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应公平公正地分配各社会主体的利益，使各社会主体的利益获得都能建立在被广泛认可的基础上，引导各社会主体都能按照公平公正的要求规范自身行为采取行动。 责任是对政府组织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限制，“行政执行的根本目的是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因而必须对行政行为所涉及的公民负责”[3]强调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伦理责任对于有效和正确的执行公共政策，完成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政策执行中体现伦理责任可使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增强决策的风险意识，注重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讲究政策执行的实际效能，使公共政策能行之有效的付诸实践，并能在出现问题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使之更加慎重的执行公共政策。 二、公共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 1.政策执行中的趋利倾向导致选择性执行 趋利避害作为人之共性，同样适用于政府组织，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也是对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利益团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趋利倾向也就成为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利倾向直接明显的表现为政策执行的选择性，即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有选择性的取舍执行，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其余部分则采取舍弃。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基层政府中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例如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治理违法小煤矿事件中的选择性执行造成了层出不穷的矿难事故；在选择性地执行中央农民税费改革方案后出现的农民税费负担多次反弹的事实等相关报道都表明在我国确实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趋利倾向所导致的选择性执行，这样的执行必然会影响到政策制定机构的权威性和执行者的形象。 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抗”歪曲执行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对策对公共政策进行分解，对于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地方政府会制定表面上与上级政策一致，实际却是相违背的实施方案，或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曲解公共政策原有的精神和内容，做出符合本地实际利益的解释。这样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了公共政策的“对抗”歪曲性执行。例如近些年最为典型的房地产，为控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中央政府连续几年要求对楼市进行严厉调控，然而每次都是在调控初期有所见效后，房价随后又强烈反弹，分析原因地方政府软性对抗中央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事件越来越频繁，歪曲执行中央房地产相关政策无疑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 3.政策执行形式化出现的象征性不作为现象 公共政策经由上级政府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