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监督和传媒监督良性互动关系构建.doc

检察监督和传媒监督良性互动关系构建 　　现代社会中，自由的传媒与独立的司法是构建社会正义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主、文明的窗口。近年来，各种法治事件频发，传媒或变身为冤假错案的权利代言人，或成为犯罪分子恶行的“审判者”，各种角色纷繁复杂，在法治进程中留下不可忽视的印迹。司法与传媒具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双方互相吸引，却又因关注角度不同而相互排斥。检察机关作为司法部门，与传媒之间的互动明显较少，也未呈现出良好的、有序的状态。构建检察与传媒的良性互动关系，不仅可以加强对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同时，从传媒角度来讲，更是充分发挥传媒的功能、彰显传媒作用的有效途径。 一、传媒与司法的关系 传播媒体或称“传媒”、“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包括私人机构与官方机构。传播途径有纸类（新闻纸或杂志）、声类（电台广播）、视频（电视、电影）还有现代的网络类（电脑视频）。媒体主要有以下四项功能：即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新闻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曾将媒介比喻为“社会雷达”，起着为社会辨明方向、指明去向的作用。[1]由此可见，媒体不论是“肆意宣扬”还是“持刀批判”，都应当服务于传媒的基本出发点，即不得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侵犯他人的个人权利。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国家的检察权，属于司法部门。如果要研究检察与传媒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首先关注传媒与司法的互动关系。 理论普遍认为，司法界和新闻界是一种对立统一，二者在政治立场、工作目标、价值追求等方面是统一的。司法与传媒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传媒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传媒与司法在当今阶段是互相吸引的，同时又是相相排斥的。首先，司法独立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笔者认为，这种排斥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传媒对司法的不当干涉会影响司法判断。在法治国家，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基本的合法手段。程序的不可逆性、结果的终局性，必然要求公正性以满足人们对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安全感和信赖感。由此可见，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而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根本。根据裁判的性质，保持司法独立必须给予司法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能够同社会保持适度的距离，将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力量、社会舆论对司法者的干扰和影响相对隔离，使其独立地真正依法律、依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媒体的任何不合适、不恰当地介入，做出的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都有可能给司法者、给普通民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最终使其基于传媒对自身情感的影响或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作出有失法律公正的判断。其二是传媒对司法的侵犯。这种侵犯导致了司法权威的丧失，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司法的不满。表现如下：一方面，尽管司法与传媒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但两者的性质决定了其对公平正义的标准认定不同。传媒主要是依据公众内心的道德准则进行评价，而不是依法律依程序来审判，因此无法恰当地筛选过滤公众所宣泄的与法治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的社会情绪，理性地得出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判决。因而，当“传媒审判”得出的结论与法庭审判的判决结果不相符时，就把道德与法律的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公众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现实冲突，进而造成司法机构不可信的错觉，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司法与传媒对同一案件的事实认定不同。传媒据以做出评判的事实来源，是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的事件，它缺乏技术性的证实或证伪，并不是司法所言的那种依法律规定，能够以确凿证据来证实的事实。而且，传媒为了吸引读者，扩大传播范围，对事实的叙述多采用艺术手法，语言表达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容易对受众造成先入为主的误导。更有甚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媒出于业内竞争和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不惜迎合一般公众倾向社会阴暗面的阅读趣味，出现了出版权并不等同于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情况。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了公众对于司法人员的认识歪曲，对司法权威的蔑视。 二、检察机关与传媒之间的互动状态 近几年的法治事件，例如涉及到收容遣送制度的孙志刚案件，涉及到国家铁道部的郝劲松公益诉讼案，涉及到法院审判的广州徐霆案、南京彭宇案，还有涉及到冤案平反的佘祥林、赵作海、杭州叔侄强奸案，其中传媒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从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检察机关与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明显，或者从单个方面讲，传媒的焦点更多地落在了行政机关以及司法部门中的法院。这是由因可循的。首先，依照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业务为批准逮捕、审查起诉、自侦案件的侦查、民行检察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常情况下一个案件的完整流程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检察机关主要负责的自侦案件侦查、审查起诉位于诉讼流程的开端或者居中位置，同法院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