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美元流入和土地食利城市化运动.doc

检讨美元流入和土地食利城市化运动 　　十八大闭幕以来，城镇化一词在中国大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过去10年，按常住人口指标来衡量，是中国城镇化空前快速发展的10年，但也正是过去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10年前的45%下降到35%；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比2000年官方公布的数据0.412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也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过去10年的经验似乎说明，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伴随的是内需不断萎缩、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过程，而不是科学发展与扩大内需。 按照改革要有新开拓的思路，当前我国城镇化之路必须建立在系统反思过往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上，必须具有谋全局的视野，才能看清楚过去城镇化运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人口聚集于沿海地区？为什么中国的中位劳动者如制造业技术工人在城市安家如此困难，出现大规模的蚁族、蜗居、城中村租住现象？为什么整个东亚所谓现代化地区中产阶层压力最大，人口出生率全世界垫底（普遍在0.7、0.8连世代更替水平的一半都达不到），成为名符其实的绝后模式？ 过往10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似乎在重蹈明末白银城镇化的历史覆辙；政策设计的失误，引起疯狂的土地食利活动，形成对城市化后来者的严重剥夺。 明末的白银流入城市化运动 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 明代的《苏州府志》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今天所谓的空心村情形，在当时东南沿海已经很普遍。 明末东南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江南开始大量种桑养蚕，生产丝绸和棉布，福建开始大量种茶，而广东人则热衷种甘蔗，江西人不但做瓷器，还生产靛青等染料供应苏杭，长江上游的湖北四川则生产粮食供应东南。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南京地区，众多陶瓷厂每年要生产100万件精美瓷器。江浙地区，每年能生产出6亿匹棉布。海外贸易更是浩浩荡荡。以福建人和广东人为主的海外贸易商往来穿梭于南洋各地，与世界各国的商人贸易。崇祯自杀前的72年间，仅福建泉州的月港就驶出1086艘船，到达吕宋的马尼拉。拖去的是生丝和丝织品，拉回来的是墨西哥银元。 明末在局部地区开始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像苏州、扬州、广州、泉州、重庆、临清、汉口等城市，就是因商业贸易的发达而日益富庶繁华。100多年后亚当·斯密说的“社会分工”，李嘉图说的“比较优势”等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和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 然而，明末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中国的白银本位货币制度与美洲银矿新发现，两者共同形成对中国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手工业品出口换取白银是东南城镇兴起的原因。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的绝大部分产量和美洲白银的一半产量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中国明清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 诡异的是，白银在中国成为本位货币，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而不是其本身的价值。正如美国学者兰德.瑞的观点，人人都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是由于政府接受这些纸币作为税赋支付的意愿。白银和纸币实质上没有区别。1567年，明朝隆庆元年，朝廷宣布开放海禁和“银钱兼使”法令：民间到海外做生意以及大家用白银当货币，都不算违法。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简化了过去的田赋、徭役和各种杂税的征收办法，将这些统一折成银两征收。从此，白银真正成了中国货币的主角。当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银两缴纳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种植稻米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到了明末江南人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大面积的田地种植的是棉、麻、桑树和茶叶。对于普通农户，既然可以用银两缴税，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无需再跟土地发生关系，可以将土地卖掉或者租给他人耕种，然后自己进入城市靠打工获取银两。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 美洲廉价白银的发现与张居正的税收政策共同制造了明末中国对外贸易大规模的商品净输出和白银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