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之城、立体之城、历史之城、未来之城.docVIP

水平之城、立体之城、历史之城、未来之城 　　在上海延安高架旁、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边上有一截马路，“老成都北路”，得名于1995年成都路高架的建造。南北高架下，成都路截弯取直、径连上重庆路，原先这段真正的成都北路就便冠上“老”的名头，与延安路南侧的成都南路遥遥相望，却都跟车流滚滚的高架通衢无关了。 我一直也是这么比附着理解北京旧鼓楼大街的，年前却在侯仁之1949年完成的利物浦大学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里得到了不一样的解答： 在积水潭东北岸建钟楼，以确定大城的几何中心，并于稍南建鼓楼。 ……如今，北平城北仍然有钟楼和鼓楼，现存的钟鼓楼建于1420年，比元代钟鼓楼位置稍偏东。 大半个世纪前的博士论文在今天的普通读者眼中仍有无穷的新意。 参看书中所附汗八里（即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两张平面设计图才得知旧鼓楼大街的意义所在，其正是连接北京城前世今生的历史孓遗。 元大都四四方方，其正中心是钟楼，不消说，钟鼓楼一线也是皇城的中轴线与整个汗八里的中轴线。 而明清的北京城，不仅宫墙东移，导致皇城中轴线随之东移，新建起的钟鼓楼一线也不再是整个北京城真正的中轴线，仅仅是皇宫的中轴线。当然，规划者也可以避开积水潭的开阔水面，在湖东岸修建自皇城北门至钟鼓楼之间的通衢大道了。这条大道，也就是现在的地安门外大街，位于这条街上、积水潭入口处的桥，正是因侯仁之《从莲花池到后门桥》曝得大名的万宁桥。 这么看来，走在旧鼓楼大街，岂非正是走在北京城的前世今生上？“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动真情！”元大都于我来说，从未消失。 城市的多种面向像被叠合进四维空间，既消逝亦永恒，当然，也可能既是过去也是未来。香港作家董启章在他的《地图集》中有如下阐想： 在一八八九年的维多利亚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见城市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街道网络已经由上环、中环、下环组成的中心地带向外延展，西至坚尼地城，东至铜锣湾，南面向山坡上太平山一带扩建，而北面则把海岸线向海港推移。从远距离看，这幅单色街道图就像一张发黄的攀援状植物生态素描。 图中最令我注目和沉思的，是城北海旁一带的虚线拟画部分。如果我们接纳巴特在《明室》中提出的照片阅读方法的话，那我也不排除在地图的阅读中，我们的目光也常常会被某些不能名状的刺点（punctum）所戳中。于我来说，沿岸的虚线就是一种刺点。对地图拥有最低限度的认识的人也会知道，这些虚线代表的是将要进行的填海工程，也即是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这原是虚线这符号最肤浅而不足为奇的含义。但它却同时为地图语言的文法加添了一层复杂性，即除了一种永恒现在时式的宣示之外（也就是向读者反复重申：这就是一八八九年当下的维多利亚城），它亦同时具备了未来时式的指向（也就是：未来的维多利亚城将是这样）。而这两个时式最终又难免同时被包含在过去的时间中，令人不能不自觉到时式（tense）和时间（time）之间的差异。在这差异中，我们窥见城市的虚构性（fictionality）。 Plan，除了是平面图，也是规划，是未来形态的现在构想。一方面它是未曾存在的，是虚的；另一方面它却又是正在构思和将要建成的。所以plan也就是虚构之一种，而虚构的本义也不脱设计和蓝图的绘画。虚构不等同于毫无方向的无中生有。在一八八九年的地图上，维多利亚城北面沿岸的道路为海旁大道（the praya）。在一九零三填海工程完成之后，此大道改名为德辅道，而新的海旁大道则称为干诺道。德辅道和干诺道也是在独特的意义下被虚构出来的街道。推而广之，维多利亚城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城市。它是不断地于地图上用虚线勾画出来的，永远结合着现在时式、未来时式和过去时间的城市。如果你拿一八四零年代和一九九六年的维多利亚地图做比较，你必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的虚构程度，可以媲美最天马行空的小说。而且，虚线还一直在发展，像个永远写不完的故事。 虚构（fiction），是维多利亚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 ——董启章《地图集》“维多利亚之虚构一八八九” 最初的城市聚落的展开，受迫于地形所限，只能像裙边一样憋仄于山海之间，狭长而曲折，正是这个细长的街区形成了维多利亚城的最初形态。今日来看，现在的城市也只是稍微扩大了南北向周长，不过东西向却极大地延伸。 与海岸线平行的很长的东西向道路，在近水的填海垦地上是笔直的大路，而在较低的斜坡上的道路则弯弯曲曲，构成维多利亚城的中枢神经，为首尾相连的狭长的定居点提供了全局性的联系，其最初的一条便是皇后大道，道路两旁的房屋后面，不是山即是海。在海与山脚之间的南北向街道则很短并且不规则，大都只有步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