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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莫德罗:我眼中改革 　　瓦尔特·乌布利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政治家不同，他更加懂得这种辩证法，曾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他要求通过各个部门的活动，加快发展速度。上世纪60年代，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改革，以促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世界经济保持联系，而不要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乌布利希不仅是后斯大林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而且后来还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在莫斯科的指示下，乌布利希被以昂纳克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人撵下台。乌布利希被强迫辞职，这即使他个人惨受沉重打击，也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优先发展科学技术以便更有效率的政策受到掣肘。历史事实是，莫斯科的苏共领导层看上了昂纳克。对他们来说，乌布利希固然是一位令人不快的伙伴，但莫斯科仍认为乌布利希是一个比他当时的副手昂纳克更加聪明、更有预见性和更加开放的人。最后，勃列日涅夫考虑到领导层年轻化的客观需要，决定让昂纳克等人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不久勃列日涅夫觉得此事不妥，又通过他的一位秘书鲍文转告柏林，希望改善与乌布利希的关系，以此向他示好，表示尊敬。所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时，勃列日涅夫到柏林后还去拜访了乌布利希。 起初，1970年-1971年更换领导人的工作看起来是一个进步，政治生活发展一些如常。新的领导层办事灵活，对内对外政策打开了局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到世界的承认，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和社会政策统一”是当时新政府的口号，这一口号与50年代的“今天工作是为了美好的明天”的提法不同，它使劳动人民能够立即看到和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更加相信社会主义。按照常理，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人们所得到的社会福利也就越多，因为社会财富直接来源于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但是，这种考虑是相当幼稚和靠不住的，同时又忽视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因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商品价格在不断上涨，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需要进口原材料，科学技术又没有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生活越好，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就越高，显然是做不到的。昂纳克上台后，认为以往的政策是错误的，必须修整，他采取许多措施，力图改变原来的政策。他的重点放在居民的消费上，于是，出现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福利增长过快的现象。当时外电认为，光消费，不积累，这会毁了国家的前途。乌布利希年代的经济机制是积累，而昂纳克时期是消费。这样一来，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自由，而且政治活动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 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昂纳克实行了几年的某种程度的自由化政策。他的这一军事行动得到其“经济顾问”京特·米塔克和宣传部门领导赫尔曼的鼎力支持，控制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又开始盛行。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与苏联的事态发展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东方领导集团的养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东欧国家也是一样）任何谋求摆脱苏共庇护和行动自由的努力，都会同其“主角”发生冲突，有时甚至会遭到灭顶之灾。例如，“布拉格之春”试图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就都遭到无情的镇压。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进行干涉的政治借口和理由。由于乌布利希的明智态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人民军没有直接参与华沙条约国的共同军事行动。乌布利希不顾莫斯科的强烈要求，阻止了德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避免了重演“二战”前夕的悲剧。（指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署后，捷克政府被迫接受该协议，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苏台德地区，进而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 20世纪70-80年代，苏联处于停滞阶段，这是一位生病的总书记引起的，其阴影也笼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上空。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援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大大缩小。苏联领导层处于他们自己造成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中。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尤里·安德罗波夫接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新任总书记谈到要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进行较为认真的改革，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却不思改革，持观望态度，党所领导的社会活动家和科研人员也不接受莫斯科要求改革的指令。这里，我不知道其原因是出于学术界的傲慢还是受到来自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压力。这就失去了一个历史机遇。另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愿意开展关于改革的讨论，也说明这样的辩论有可能超越中央集权主义所允许的界限。其实，在社会主义年代，完全可以组织自上而下的讨论，以明智地争取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然而，当一位主要领导人是暴君或者病重的时候，全国就会遭殃。安德罗波夫取代勃列日涅夫时已百病缠身，命悬旦夕。他上任时，没有经过党的民主选举，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得到了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支持和党内实力派集团的拥戴。例如，勃列日涅夫在位时，总是得到军工企业和党的机关里最高政治精英的吹捧和保护，他一直到死都离不开他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