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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格利:在线学习 　　约翰·巴格利（Jon Baggaley）教授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奥地利万维网教育研究（WWEDU）的访问教授，是教育媒体方面的研究专家。近年来，巴格利教授持续关注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远程教育，特别关注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远程教育中使用的媒体和技术的变化。 《中国教师》：《纽约时报》将2012年称为“MOOC元年”，在这场引起教育界举目关注的数字海啸中，您认为已经发展多年的在线教育与新兴的MOOC是什么关系？ 巴格利：现在一部分人过于热衷MOOC，甚至完全否定了在线教育的研究价值。2013年11月11日，卡内基·梅隆大学倡议成立了全球学习委员会（Global Learning Council，GLC），美国大学协会主席亨特·R.罗林斯三世（Hunter R. Rawlings III）在GLC落成典礼当天发表声明：“甚至当在线教育迅速扩大并发展到庞大的规模时，仍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在线学习最佳模式的有价值的研究，而且，我还要加一句，虽然相关的研究不计其数，但没有一项研究能解释不良在线教学法的要素是什么。”他强调GLC成立的宗旨是界定何为成功的在线教育实践，以弥补之前众多尝试者的遗憾。GLC主席、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重申了罗林斯的观点。苏雷什的评论比罗林斯谨慎得多，首先认可了过去50年来这个领域做出的研究努力，尤其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贡献。但是，他表示，GLC的作用将是界定“（在线教育的）教学指导原则和成功实践，以保证全球学生的学术活力和有效学习”，从而认同了罗林斯对之前远程教育研究的不满。 亨特·R.罗林斯三世已经将委员会的工作定调为摒弃所有前人的研究，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精通经典的学者，而其究竟读过多少前人的研究仍令人质疑。委员会的同事中也很少有人能提醒他谨慎发表这一言论。GLC的成员都是美国人，有10个人拥有纯科学背景，有2位则是商学和法学背景。委员会中有7人是大学校长或公共机构的资深管理者，还有6人是企业代表，其中包括引领MOOC发展的运营商——Coursera和edX的创立者。即便是物理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若不具备成为GLC一员的资格，也就无法为在线学习研究中的闪光点辩护。 事实上，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出了大量关于在线学习的可靠结论。比如，教学和媒体设计原则就体现出对教师角色坚定的认同，以及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有效性的认同。在当前的MOOC时代，这些都成为难以忽视的事实。因为，MOOC有两大典型特征：大规模的学生数量和教师对学生管理的无力感。因此，拥护者的权宜之计便是当教师已经无力指导学生并且（或者）学生自己组织活动时就不需要考虑教学法的选择。贝茨（Bates）、丹尼尔（Daniel）、纳伊杜（Naidu），以及罗米索斯基（Romiszowski）等众多远程教育专家也对这些有争议的概念进行过批判，而戴弗林（Devlin）提出“失败教学法的大规模开放在线复制”（Massive Open Online Repetitions of Failed Pedagogy，简称MOORFAPs）概念之后，哈佛大学进入了“后MOOC”时期。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也开始监控之前委托给Coursera的在线课程。如此看来，MOOC运营商的未来已开始风雨飘摇。 《中国教师》：现在，MOOC成为人们热议的新兴事物，您如何看待这种新兴事物的产生？它会给远程教育带来什么影响？ 巴格利：从在线教育的发展来看，MOOC并不是一个新兴事物，就像《新约》不过是《旧约》的升级版一样。 基于技术的教育以前也曾面临这样的转折。1995年，我与英国的大学同事互通邮件时得知他们的教育电视设施被停用了，他们那时就无事可做。布莱斯（Blythe）介绍了20世纪英国全国健康教育发展的循环周期，当时全国健康教育当局开发的新方法仅采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之后由于全国委员会的撤销和反调者的上台，这场革新便草草收场。企业趋于利益的游说也是当前MOOC进程中的相似元素。熊彼特（Schumpeter）曾指出，技术的“变革飓风”是经济驱动的，而且通常每18年发生一次；这与GLC的领导者公开指责第一代在线教育过去的18年研究历史正好契合。美国大学协会主席2013年声明，远程教育专家竟然“没有一项研究能解释不良在线教学法的要素是什么”，标志着触及了类似的底线，认为《旧约》已经失效，在线学习的未来将发端于GLC的研究。 圣经的《新约》也是在这样一个困惑的时代诞生。它被单纯地视为《旧约》的升级版，囊括了基督教时代的新法则。当时，新法则也遭受到批判，被视为旧法则走样的改头换面，柏拉图学派的塞尔索斯（Celsus）和新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