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知识考古学》.docVIP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 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现代历史 哲学 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知识考古学》既是他前期“考古学” 理论 的归纳和 总结 ，也是他开始转向谱系学 方法 的导言性论著。虽然他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着，但是，在这本著作中所阐发的许多历史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可以说，《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 　　一、话语形成 　　传统编年史是典型的（现代）历史观。福柯首先对构成传统编年史的基本话语单位采取了质疑的态度。（诸如精神病 理学 、 经济 学和医学等话语单位是我们最为熟知和确定的，可是，它们是如何有效聚合起来的呢？）传统编年史的回答建立在以下相互联系的、垂直分布的空间中的四个基本预设基础上。福柯正是围绕这四个方面的批判来揭示话语形成的 规律 性。 　　第一，话语单位形成是由于陈述群参照的是同一话语对象，或者说由于存在着同一的话语对象（这个物）才可能形成话语单位（这个词）。如（精神病）的话语单位，它之所以被称为精神病，是由于存在着可以被归结为以不同方式在某个体或 社会 经验中显现出来的叫“精神病”的对象。这些陈述群围绕这个同一对象建立起来的整体，就构成了精神病话语单位。但是，这个被叫做精神病的对象，在“17或18世纪医学陈述作为它们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对象与出现在法庭判决或者治安措施中的对象不是同一的；同样，精神病理学话语的所有对象从皮耐尔或是埃斯齐罗尔到布勒雷都已更改了；此处和彼处所提到的疾病已不是同一种疾病，所提到的精神病患者也不是同样的”[1](P39)。不仅如此，精神病这个对象还关涉到忧郁症或神经官能症的话语，它们又构成了各自的对象，并且对它进行了改造，甚至将它彻底改观。如果我们采用编年史方法对对象作起源考察，“当我们要更久远地追踪这种时间的线索时，却一下子失去了足迹”[1](P49)。可见，对象本身是在（多样性）、（异质性）（不断转换的空间）中形成的。话语对象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而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1](P54)。因此，在 分析 话语对象形成的过程中，编年史所认为的词与物如此紧密的结合就被拆散了。因为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对象本身。 　　第二，陈述形式的连贯。（编年史）认为陈述形式的连贯性可以确保话语单位的有效性，不同的陈述类型起着分割不同话语单位的作用，或者是由于存在超验的主体或者由于心理主观性这类统一的、连续的主体来保证陈述类型个体化。 　　（首先），作为主体的承担者的个体是如何确定的？即“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1](P62)如在医学话语中，医生这个话语主体的位置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建制确定的。医生身份包含着能力和知识的标准、机制、系统、 教育 规范，确保知识实践和试验的合法条件；包含与其他一些个体或群体的区分和关系的系统，以及其他一些特征。然而，这些社会建制本身是历史的、处在不断游戏变换中。 　　（其次），话语发挥陈述功能还需要话语“场所”。如医生需要 医院 、化验室、图书馆等，这些“场所”的重要性也是不断变化的，有的增加了其重要性，有的则降低了其重要性，并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话语融为一体。 　　（最后），主体的位置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范围或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还是（以医生为例，他在临床话语中，依次成为提问、听、观察、感知、记录和教育的主体。每一种主体身份陈述的类型各不相同，有描述、归纳、推理、因果性等陈述方式），所以，“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了主体的扩散。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1](P67-68)这样（传统编年史）把话语单位寄托在某种陈述类型统一的期望也落空了。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连贯的陈述类型作为话语单位的标准或规范，只有“分散的和异质的陈述的并存；支配它们分布的体系，它们相互依靠的支点，它们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方式，它们承受的转换，它们的换位，安排和替代游戏”[1](P42)。 　　第三，概念的一致性。（编年史）的另一个前提就是由于存在着（持久的一致性）概念，围绕这些概念建立起来的陈述群构成了同一个话语单位。福柯通过对概念形成的考察解构了这个神话。对于概念形成，人们通常的解释模式有两种：一种叫“理想性范围”，认为概念形成是一个不断向着前定的、先在的目标不断完善的过程；另一种就是历史实在论所特有的，把概念看成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