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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中存在问题 　　国以贤兴，政以才治，为政之要唯在用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各地选拔任用干部机制不断创新，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受各种因素制约，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又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这些问题尽管不是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主流，但对选人用人的公信度造成了一定损害，在某些方面抑制了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 一、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民主性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表面上程序一步不少，实际上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走走“民主”的过场，欺上瞒下、敷衍了事，没有发挥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主体作用，致使对主要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行为的监督出现“真空”，“党管干部”最终变成了“一把手说了算”，以党委书记个人决定为主，组织意图变成了主观意图，群众公认变成了上级认可，少数人特别是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依然存在。 公平性方面。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是小范围选官，选拔对象竞争机会不均等。后备干部数量少、产生的范围窄、条件苛刻，许多优秀干部进不去，担任公职的机会未能在公民中平等分布，未能实现充分竞争；存在“小圈子”“任人唯亲唯籍唯熟”“逆向淘汰”“论资排辈”“迁就照顾”“老实人吃亏”“跑官要官”等现象，最终导致选拔对象公平感严重缺失，没提拔的不服气，被提拔的有怨气。 科学性方面。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缺乏可操作性。选拔对象是否具备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缺乏科学、明确、具体的规定。选拔与学习不挂钩，干部晋升不考试，学风不浓玩风浓；选拔与业绩挂钩不紧密，干部晋升不以群众业绩评价为基础，干部工作难务实；用人标准难确定，公务员绩效难量化，最终导致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简单化、片面化，没有做到客观公正，存在“年龄上一刀切”、唯学历、“政绩工程”、公选中“高分低能”等问题。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封建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时至今日，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意识还广泛存在。在权力欲的驱使下，有人不择手段地谋求领导职位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家长制”思想观念是一把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个人说了算”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化环境下，公民意识和公共观念、民主观念、平等观念缺乏，自我主义盛行，“私人关系、情感联系、个人利益关系”严重制约着公共利益关系，致使“裙带关系”盛行，干部选拔任用因私域关系而定，导致“小圈子”“任人唯亲唯籍唯熟”等现象普遍存在。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本性导致个人利益至上，置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于不顾，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某些党政干部将“经济人”本性和行为规则尤其是潜规则带入到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中，在民主监督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通过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方式攫取领导职位。 制度规则本身的原因。如在推荐环节，候选人酝酿只在少数领导成员中进行，剥夺了普通党员和普通公民的参与权利。在考察环节，考察范围缺乏公众参与的刚性规定，没有将考察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的明确规定。在决定环节，现行相关规定（“防止简单以票取人”的规定、“各级党委〔党组〕根据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制定具体考察标准”的规定等）为核心领导个人意志的实现留下了操作空间。《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口头表决、举手表决或者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多样化的表决方式限制了投票者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自主权。在监督环节，对普通公民的参与、监督缺乏刚性规定；干部考察责任制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缺乏对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制裁措施的具体规定。 机制层面的原因。一是考核主体错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而现行的干部绩效考核主体仍然以考核对象的上级领导为主。二是考核指标不完善，难以体现对不同层级、不同职位领导干部的不同要求。三是考核方法不科学，民主测评流于形式。四是考核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脱节。优胜劣汰机制缺乏。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的渠道不够畅通，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干部“下”的瓶颈没有打破，干部“下”的标准难以把握，“下”的渠道和出路还不够宽。 三、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对策 用什么样的人，涉及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让什么样的人掌权，关系到党之兴亡、政之得失、民之喜忧。只有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用人上的失误，真正让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