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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率不应成为评价电视台唯一标准 　　收视率就是黄金标准，收视率就是万恶之源。这两句看上去完全是对立矛盾的话，却都是对电视台或者说某档电视节目收视率的评价之词。所不同的，只是前一句话来自电视台，后一句话却来自电视观众。对电视台来说，收视率飘红，意味着广告商的投怀送抱，意味着真金白银的广告收入。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收视率就成了衡量一切的“金标准”，甚至在很多时候到了为提高收视率而不择手段的地步。 但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却又是另外一个评判标准。因为很多电视台为了博取收视率，先是开始走旁门左道，然后是歪门邪道，最后是挑战社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当观众对这样的状况变得忍无可忍，进而引起其他媒体的曝光性报道时，于是电视台的上级主管部门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开始介入，或者是“封杀”某个网络红人；或者是对电视台限期整改，或者是处理一批电视节目的制作人、编导。表面上看，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是因为争抢收视率而引发的新问题又出现了…… 关于收视率的那些事儿 关于电视节目收视率的那些事儿有正面的、健康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不健康的、消极的。像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宫廷剧《甄嬛传》所带来的收视率，电视台和观众自然是皆大欢喜，愿意看见的。这样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绝对不仅仅限于某一部电视剧，比如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节目，以及火爆异常的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电视唱歌选秀节目，都曾经创造过令人瞩目的收视率。 电视台通过这些令人眼热心跳的节目收视率，获得了丰厚的广告收入，进而有更大的物质保障去制作出更加优良的电视节目。而观众通过这些制作精良的电视节目，也获得了精神上的享受、感官上的满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生活上的寄托。这当然值得肯定，算是一种多方共赢的局面。说到底，对于这样的电视节目收视率，观众欢迎，电视台和广告商乐见。但是，当收视率决定着一个电视台的生死存亡，为了提高收视率，一些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现象也逐渐出现。不妨通过近几年媒体曝光的几起案例，来看看个别电视台是如何争抢收视率的。 2012年11月24日，原江苏教育电视台综艺节目《棒棒棒》请来了干露露和她的母亲及妹妹参加这档每周日19点45分播出的竞猜节目。在节目录制现场，干露露母女三人在与观众互动问答环节中产生分歧，继而用极其污秽、肮脏的语言对观众及随后采访的媒体进行谩骂。“撒泼录像”被网民上传至视频网站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干露露母女三人做派之嚣张、逻辑之荒谬、影响之恶劣引发众怒，多家媒体就此事刊发了评论，予以严厉谴责。最终，原国家广电总局停播了《棒棒棒》节目，后来江苏教育电视台被整合，干露露母女也就此被彻底封杀于电视镜头之外。 另外一起案例，是河北石家庄电视台的一档情感纪实栏目。为了吸引眼球，赚取收视率，在一档名为《我给儿子当孙子》的节目中，完全使用群众演员表演，情节离奇夸张，严重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结果最终被人识破，导致节目被彻底停播，相关负责人被处理。 类似这样的案例实际上还有很多，尤其是一些地面频道，观众人数少，影响力也小，于是就有了某种破罐子破摔的意味，节目过程中的弄虚作假、恶意炒作、挑起话题等现象层出不穷。 收视率为什么不能成为电视台的唯一标准 电视台要赚钱盈利，因为工作人员要吃饭、制作节目要花钱，只要有了收视率，就能提高广告报价，进而获得丰厚的广告收入。从这个角度说，电视台争取收视率的做法，应该被理解和认可。但即便这样，电视台还是不能把收视率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这是一个不应该有争议的问题。 人人都知道，中国的电视台并不是完全商业化的电视台，它们要承担宣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仅仅是这一条功能，就决定了中国的电视台可以追求商业利益，但是不能把商业利益作为最高的追求，也就是不能把电视节目收视率作为最高的追求。很多电视节目之所以会引发公众的质疑与反感，就是因为它们在节目中宣扬的是一种完全错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通过不断地挑战社会伦理道德底线来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为自己赚足人气和眼球，但是观众很快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会发现节目中所宣扬的东西和自己从小接受的传统道德观念相背离。如果任由这样的节目泛滥下去，将会给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带来伤害。 电视媒体的这类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节目在遭到观众的质疑、批评和唾弃后，最终引发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注与重视。于是，节目被停播，责任人被处理，一些专事炒作牟利的所谓网络红人也遭到“封杀”。这几乎都是此类事件发展演化的“标准流程”。很显然，这和一些既赢得良好口碑，也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电视节目相比，实在是一种多方共输的结局。 由此可见，不管是电视台还是电视台内部的一档电视节目，都应该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和功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