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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端木蕻良创作个性形成(上) 　　摘 要：端木蕻良的创作个性主要表现在深沉的土地情结、多元的美学风格、独特的叙事策略以及丰富的语言艺术上。这种创作个性的形成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奔放、剽悍而又忧郁、孤独的多重气质禀赋是端木蕻良创作个性形成的内在因素；早年的坎坷、复杂经历，中国传统文化中东夷、东北夷文化的吸收及西方现代科学的影响，则是塑造他创作个性的客观因素。 关键词：个性气质 忧郁 传统文化 地域文化 日神崇拜 风俗 创作个性的形成受诸如个性气质、生活经历、文化教养等因素的规定和影响，端木蕻良也不例外。端木蕻良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一个拥有千顷土地、成群仆婢的大地主家庭。作为科尔沁旗草原上拥有一两千垧土地的豪门巨室的公子，祖父辈强健剽悍、英雄果敢的性格气质给端木以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具有了一种粗犷和豪放的特质。同时，他又是一个受侮辱的母亲的儿子。端木的母亲本是一个佃户的女儿，因为长得好看，被端木的父亲看中，强抢成婚，这在他母亲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和阴影。这种双重血统的特别出身，使端木对自己的家庭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他一方面享受着父母的溺爱，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身份和现实存在的阶级分化与对立感到困惑。他说： 这明确的暗示，就浸印在我的血液里，我的美丽而纯良的母亲被掠夺的身世——一个大县城里的第一个大地主的金花少爷用怎样残苛的方法掠夺一个佃农的女儿——这种流动在血液里的先天的憎、爱，是不容易在我的彻骨的忧郁里脱落下去吧！而父系的这一族，搜索一切的智慧、迫害、镇压，来向母系的那族去施舍这种冤仇，也凝固在我儿时的眼里，永远不会洗掉。[1] 固守着土地的人们所形成的对立的两端——拥有大量土地、家境殷实的作为大地主的父亲和失去了土地的贫困阶层的善良母亲，就这样一齐极其鲜明深刻地呈现在他的面前。爱与恨的交织，便构成了端木小说创作的经纬，也造就了他独特的忧郁气质。西方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童年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往往影响到他一生的气质、教养。恩格斯在分析歌德的矛盾两重性时指出，歌德不能像席勒那样逃脱鄙俗气，是同他的全部精神意向分不开的，包括他的“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过于敏锐”[2]等气质因素。可见，个性气质对作家的文学创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作家创作个性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端木蕻良幼年形成的气质禀赋影响着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端木从童年时代起就对广漠的大草原产生了无言的忧郁，“那万里的广漠，无比的荒凉，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和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他幼小的灵魂，“在那残酷的幻想底下，安排下血饼一样凝固的恐惧和疑问”[3]的命运使他认识到，土地除了辽阔和荒凉，还有着巨大的威力与神秘。这使端木蕻良一生“破灭不了对于土地的神秘”[4]。土地沉郁的忧郁性使他爱好沉厚和真实，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端木说过：“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土地的历史而来的。”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创作宗旨，《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等长篇小说以及《鴜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激流》等短篇都是写有关土壤的故事，甚至是抗战时期的小说也仍然保留着对土地和家园的执著的热情。如果说早年形成的个性气质是形成作家创作个性的内因，那么早年的文化教养、生活经历则是其个性形成的外因。 端木蕻良从启蒙时期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三四岁时，就跑到书房看家庭教师给哥哥们讲课，幼时就能背诵《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打下了古文和古诗词的底子，从而具备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红楼梦》。他从八岁开始偷看父亲书箱里的《红楼梦》，从此便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立志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终未能如愿。不过后来端木曾以《红楼梦》为题材改编了几出戏剧，发表了一系列红学研究论文，晚年还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上、中卷），遗憾的是端木过早地离世，下卷没有来得及续完，但他对《红楼梦》的喜爱，可见一斑。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到这部古典名著对他产生的影响。他曾说“也许我对《红楼梦》的掌故没有别人那么深，但我的深不在这里，而在一往情深之深”，“我爱《红楼梦》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曹雪芹的真情主义”。[5]因而追求“真”，便成了端木创作的最终目标。他认为作家的创作应该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不虚伪，不矫饰，他说：“即使我是鸣的锣，我也要敲出这种声音。我是响的钹，我也会打出这种声音的。让我以婴儿的言语表达我的心愿，是这一句。让我在垂危时，所呼出的绝叫，也只是这一句。”[6]这种追求使端木养成了刚正果敢的性格。同时端木也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对于书中那些绿林英雄充满了喜爱之情，他笔下的双尾蝎、煤黑子（《遥远的风沙》）、铁岭、李三麻子（《大江》）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