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刑罚减免述论.doc

秦汉时期的刑罚减免述论 杨国誉，晋文 （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秦汉时期，律法的制定和执行者们已能注意针对特殊人群、特定情况和特定情节作出相应的刑罚减免规定和决定，从而使得秦汉律法中的刑罚减免体系得以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自杀免罪、去职免罪、以功赎罪、替代免刑，以及基于“原心定罪”的减罪等若干免罪司法惯例。这些律法规定与司法习惯反映出秦汉立法和司法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作为封建社会人治模式的产物，秦汉时期刑罚减免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其与生俱来的时代局限也是在所难免的。 〔关键词〕秦汉；律法；司法习惯；刑罚减免 〔中图分类号〕K232;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12）04－０107－０6 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律法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其重要衍生物的刑罚减免制度也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完善。对于历史上的刑罚减免问题，目前学界以历时性、贯通性的研究居多，而以秦汉时期的刑罚减免为对象专门加以探讨者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秦汉律法中的相关规定，对司法习惯中的刑罚减免较少涉及，而后者恰恰是秦汉司法实践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充分发掘和运用新出简牍材料的基础上，就秦汉时期律法规定及司法习惯中出现的刑法减免现象作一总体归纳与梳理。 　　一、秦汉律法中的刑罚减免 　　就目前国内传世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的律法体系中，对于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或是可以执行刑罚减免，以及这些减免的具体适用范围与程度，都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一）关于特殊人群的刑罚减免 　　首先是“亲”、“贵”的减免。《周礼·秋官司寇》中的“八议”，首条便是“议亲之辟”，《周礼注疏》卷35引汉代经学家郑众之言曰：“若今时宗室有罪，先请是也。”皇族宗亲是统治阶级中与最高统治者血缘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阶层，对这一阶层特权的维护，是巩固等级秩序和安定社会的现实需要。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这样的记载：“内公孙毋（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1](P137)就是说，在秦代的司法实践中，没有爵位的宗室子孙应判处赎刑者，可以比照公士，减处为“赎耐”。“赎耐”即判处耐刑（剃去鬓发的一种轻刑），但允许出钱赎罪。到了汉代，统治者更是依托《礼记》“三宥公族”之义，在制度上和实践中对王公贵族减免刑罪的特权予以保障。如汉代宗正的职责便包括“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2](《百官志》)。《甘谷汉简》第二简简文“蕃诸侯：五属内，居国界，有罪请”及第十三简简文“宗室与蕃诸侯，不居国界，有罪请”[3](P85)，都证实了这一制度的存在。这就使得皇室宗族成员的刑罪减免有了律法的依据。汉惠帝元年（前194）还曾颁诏：“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4](《惠帝纪》)。《张家山汉简·具律》也规定：“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5](P20)。 　　同样，作为秦汉王朝统治基石的封建官吏，在达到一定等级后，也享有类似的特权。如汉高祖七年（前200）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 [4](《高帝纪》)，《汉书·宣帝纪》载有“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之制，东汉光武帝亦规定“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2](《光武帝纪》)。 　　其次是老幼废疾及妇女的减免。老幼废疾及妇女是社会成员中处于弱势地位、最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一个群体，对这部分人在司法上予以特殊照顾，可以体现封建统治者“德被万方”的恩泽；同时，这部分人受其身体及生理的局限，普遍不具备或缺乏行为责任能力，因而对他们实行刑罚减免，也有利于体现司法过程的客观与公正。《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就记载了这样一则判例：“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1](P130)《张家山汉简·具律》也规定：“有罪年不盈十岁，除；其杀人，完为城旦舂”[5](P21)。 　　而在“以孝治天下”的两汉，除对妇幼废疾之有刑罪者继续施以刑罚减免外，更将高年免罪作为司法准则。如惠帝即位后即颁令，“民年七十以上……有罪当刑者，皆完之”[4](《惠帝纪》)，明令免去年老者的肉刑及髡鬀之刑。《张家山汉简·具律》云：“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5](P20)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实行王杖制度，对年满七十受王杖者规定“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6](P140)，而约写就于成帝时期的《新出王杖诏令册》也同样规定：“年七十以上，……非首杀伤人，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