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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港口城市发展政治背景微探 　　摘 要：17世纪东亚暨中日韩港口城市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一方面中日韩三国均遭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影响，另一方面，三国又都倾力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明中晚期至清初的中国，政府严禁濒海居民“下海通藩”，以此建立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政治体制；江户初期的日本，幕府颁布“锁国令”，因而形成“闭关锁国”的发展模式；“壬辰战争”后的朝鲜，“南北交困”的国际格局使朝鲜王朝陷入被动“锁国”的发展困境。因此，各种政治因素交互影响并促成了此一时期东亚三国的“锁国”局面，且在此背景之下形成了广州、长崎、釜山“一口通商”的贸易格局。 关键词：中日韩；港口城市；闭关锁国；政治背景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4-0032-08 17世纪的东亚世界仍处于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政治格局下，以港口城市为媒介的贸易方式亦被称作“朝贡贸易”。因此，诚如包乐史所说“每个旧世界的商业中心都再现了它们各自服务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筹谋擘划” [1]112，此一时期东亚三国港口城市的发展被打上了极深的“政治”烙印，对港口城市发展政治背景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东亚三国港口城市的发展在此一时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明中晚期至清初的广州，在历经漫长的“闭关锁国”时期及“明清鼎革”的政治变局下，仍能在长时段内保持着完全或有限的对外贸易交流；江户初期的日本，德川幕府颁布宽永“锁国令”，实行锁国制度，唯存长崎一港维系幕府与外界的“通商”联系；壬辰战争①后的朝鲜，迫于“南北交困”国际格局，重开釜山港口单一“倭馆贸易”制度，恢复与日本的贸易联系；由此可见，三国港口城市的发展在此一阶段不尽相同的走上了“一口通商”的道路。然而历史的发展绝非偶然，通过对17世纪东亚港口城市发展政治背景的探析便可以看出这一偶然现象中的必然性。 一、明中晚期至清初“锁国体制”下的广州 有明一代，“海禁政策”是为国家发展的既定国策，太祖朱元璋将其作为“定制”，以此建立封建国家“闭关锁国”的政治体制，据《皇明世法录》记载：“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疋、细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但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赀船车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手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放纵者，与犯人同罪”①。并规定“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②，且下令将所有尖底帆船改为平头船“凡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把违禁货物运往国外贩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③。此外，政府严禁民间私自买卖香料、苏木等进口货物，规定“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④，“凡私买或贩卖苏木、胡椒至1000斤以上者，具发边卫充军，货物并入官”[2]，至建文三年，又规定“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存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⑤。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加强沿海各卫守军数量，进而强化“海禁政策”的执行力度，规定“守御边塞官军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私市者，全家坐罪”，且“凡把手海防武职官员，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哒报水，分利金银货物等项，值银百两以上，名为买港，许令船货私入，串通交易，贻患地方，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戕害居民，除正犯死罪外，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发边卫永远充军”⑥，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致使沿海官兵“见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问是否番货，即捕治之，米谷鱼盐之类一切厉禁”[3]。明英宗正统年间，据福建巡海按察司检事言“旧例濒海居民，私通外国，货易番货，漏泄军情，及引海贼劫掠边地”，于是英宗因“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遂命“刑部申明禁之”，并规定“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⑦。及至明末嘉靖年间，为明朝海禁最严厉之时；在福建、浙江两省，连下海捕鱼和海上航行都受禁止[4]135，且嘉靖元年后，明廷撤销闽、浙两地市舶司，仅存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进出口岸。尽管隆庆改元后，明廷接受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的建议“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5]，但在封建国家“闭关锁国”的政治思想主导下，沿海贸易发展仍举步维艰。因此，明朝的“海禁”政策作为帝国的既定国策，基本贯穿了明王朝始终，构成了终明一代的“锁国体制”。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进而构建“锁国体制”，是为广州港口发展之大政治背景；且在此背景下，尤以明中后期、嘉靖年间后锁国政策最为严厉。然察此一时期广州港口发展实态，可以看出，正是在“锁国体制”政治背景的影响下形成了广州港口“一口通商”的格局。“海禁政策”下虽严禁本国人民“下海通番”，但允许朝贡国家按规定“贡道”来贡贸易⑧，因此明廷对广州港口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洪武初年，即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