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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 文学批评讲稿
认为音乐产生于人心感物,提出了物──心──声──音──乐的发生模式。其次它还注意到人的心理状态与音乐音调变化的关系。这二者是富有新意的。 物感说是汉人的发明,它源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及五德始终说,汉代不少典籍都涉及过物感的问题,除《乐记》外,班固的《白虎通》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些谶纬书中也都涉及过这些问题,只不过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神秘的感应色彩。不管如何,物感说的提出是一个进步,以前《荀子》的《乐论》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有了物感说,就使得研究的问题更深入了一层,使人们意识到音乐的产生与作曲家受外物的感动有关。 二 、论音乐的作用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本》)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 故先王著其教焉。(《乐施》) 这是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明确地将音乐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认为音乐的风格与政治的隆污治乱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它还第一次提出了音乐可以移风易俗,具有教育功能。这也比先秦儒家只是把音乐当作一种培养人的素质的观点更为世俗化。因此,先秦的儒家是以诗乐作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到汉代的儒家则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诗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诗乐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的提法合理化、理论化,这是儒家实用主义诗论成熟的标志。 三 、论音乐的创作 《礼记》所论音乐是包括了诗乐舞三者的,这也是上古诗乐的一个真实面貌。 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乐象》) 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师乙》) 第四节 荀子 荀子是孟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但荀子的思想中已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其中还有法家思想。因此他对孔孟的儒家思想是有继承,又有发展。 荀子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有二:一是他提出的征圣、宗经、明道的文学主张,直接影响了后代的杨雄、刘勰;二是他的《乐论》对战国以后儒家正统诗论产生极大影响。 荀子的征圣、宗经、明道的思想主要见于他著作中的《劝学》、《儒效》、《礼论》等篇中。如《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如《儒效》篇: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 另如《正名》篇所说之明道。 荀子的《乐论》在时间上应早于《礼记》的《乐记》,《礼记·乐记》中的文字应是抄于《乐论》。《乐记》乃汉儒所作。荀子《乐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树立了音乐 ── 人心 ── 社会治乱的模式(音乐可以感染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政治的治乱):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情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偲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音乐,就是欢乐的意思,它是人的情感绝对不能缺少的东西。人不可能没有欢乐,欢乐了就一定会在歌唱吟咏的声音中表现出来,在手舞足蹈的举止中体现出来。可见人的所作所为——包括声音、举止、性情及其表现方式的变化,就全都体现在这音乐之中了。所以,人不可能不快乐,快乐了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来。但这种表现如果不进行引导,就不可能没有祸乱。古代圣王憎恶那祸乱,所以创作了《雅》、《颂》的音乐来引导他们,使那歌声足够用来表达快乐而不淫荡,使那歌词足够用来阐明正确的道理而不流于花巧,使那音律的宛转或舒扬、繁复或简单、清脆利落或圆润丰满、节制停顿或推进加快,都足够用来感动人的行善之心,使那些邪恶肮脏的风气没有途径能和民众接触。这就是古代圣王设置音乐的原则啊。 荀子所描述的从音乐到人心再到社会治乱线索是很清楚的。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所描述的这个模式到了《乐记》,又增加了物感的内容。荀子认为音乐起自作者不能自已的乐心,但未说明乐心从何而来,到了《乐记》,认为人的喜怒哀乐是源自物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就更深入一层。 荀子的《乐论》中还涉及了音乐的中和之美的问题,与孔子的理论相契合。《劝学》说:“乐之中和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乐论》说:“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儒效》:“乐言是其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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