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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群会友兴讲学:书院和文学传承 　　中国书院是一种历时近千年的独特教育机构，始于藏书之所，之后自然成为读书之处。在士人们聚而读书，相互质疑问难，释疑解难的过程中，讲学之风勃兴，读书讲学、教授课徒，逐渐发展成为书院。清人有言：“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自身之不朽。”交友造士的适宜场所首推书院。两宋时期见诸于史载的书院有203所，可谓书院的始兴时期。自宋以后，历元、明、清三朝，书院不断得到发展。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明谕“改书院为学堂”。在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制度完备、影响深远的中国书院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经验。书院既不是官学，也不是私学，具有官学和私学都不具有的开放性，因而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育制度，成为我国教育史上与官学、私学相鼎立的三足之一。 “聚英才以教之”的教育宗旨、“择师选生”的选拔制度使得书院在中国学术与文化承续与传播上影响极大，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助推之功。这里，以清代著名的桐城文派为例，阐述书院对于其文学理念传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文学流派的传衍方式多种多样，然而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桐城文派之所以绵延200余年，有诸多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是靠书院讲学来传衍。包括姚鼐在内的众多名家都曾主持书院讲席，且历时较长，培养出众多弟子，几乎代有传人。依此传衍途径，桐城文派在广西形成包括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在内的“岭西五家”；在河北，经过张裕钊、吴汝纶、王树?等人的努力也形成风气。桐城文派因此以东南一隅为中心扩展开来，在地域上获得一种平衡，形成既有时间跨度又有空间广度的全国性文派。 一个文学流派和学术流派的形成，要求该派成员的创作有自己独有的特色，能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同时为了使自身持续发展而又不失其内在的同一性，要有“垂统”的要求，即《孟子“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而要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著作和存在的时间则是这一文学流派得以发展承续的关键因素之一。桐城文派绵延200余年之久，其代表人物多为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不但具备以上条件，而且表现得相当突出。而桐城文派的传衍，凭借书院讲学这一途径，从东南传到广西，又传到河北，由点及面，由独木繁衍成树林，在地域上形成一种平衡，成为全国性的文派；而在时间上，一脉相承，弟子辈出，薪火不绝。无论在教育史中，还是学术传播史中都具有相当典范意义。之前出现的讲授、唱和、集会等传播方式，都远不如桐城文派所主讲的书院那样有规模有保障，而且该派不少代表作家主讲书院者时间也相当长，相当稳定，这对培育弟子，形成风气尤为有利。 书院不是启蒙教育、初始教育的塾学，其教育内容颇具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包括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反官方的意识形态，桐城文派诸家所主讲的书院则完全是属于清代的官学教育，攻时文是书院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作为提升时文的古文也就有了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另外，桐城文派的“文统”与”道统”合二为一，道统与朝廷所倡导的政教又相一致，故其发展获得了一种非常适宜的条件。 刘大?在《问政书院记》中说：“近代书院之设，聚群弟子于其中，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师，虽其所学者训诂词章之末，非复古人之旧，而兴起后生以师弟子传习之业，于学为近焉。”《海峰文集》卷五对于桐城文派而言，大致自刘大?、姚鼐始，书院讲学就为桐城文派的传衍开拓了许多空间，这种空间已突破地域限制；同时因为书院讲学而人才辈出，也为文派生命的延续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共邀衰敝入秋山，绝顶峰高不可攀。怪石自穿云片片，暗泉时绕径潺潺。 霞天岫远层开碧，林谷霜初小作斑。我卧更欣诸子兴，宵分联步月岩间。 这是姚鼐的一首纪游诗，意境相当畅快，而“我卧更欣诸子兴”的情怀也相当符合其身份，清人称姚鼐有“儒者气象”，他在钟山书院的讲学有“风乎舞雩”之意和鹅湖鹿洞之风。“桐城派”之得名，源于姚鼐在京之时，歙县程晋芳、历城周书昌以为姚鼐能光大师说，而为之语曰：“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然将此盛名落到实处，并推而广之，则几乎全仰仗姚鼐告归后数十年的书院讲学。 乾隆四十一年，姚鼐46岁，正值盛年，应两淮盐运使朱子颖之聘，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从官场退出而入书院，姚鼐终于可以完全沉潜于文章学问。就是因为在梅花书院讲学的机缘，他编成对桐城文派影响深远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选古文与古辞共663篇，上自战国，下迄清代，凡13类。在序文中姚鼐提出为文八字诀，即“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是桐城派的主要文学主张之一。姚鼐总结心得和应讲学之需而产生的《古文辞类纂》，经其弟子的护持和发扬光大，以刊刻、改编（如梅曾亮的《古文词略》、林纾的《古文辞类纂选本》）和校点等方式，尤其是在一代接一代的教学中的运用，使得它具有生命力并能绵延相当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