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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特殊宗教信仰和儒家文化博弈 　　自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肇兴开始，至辛亥年清帝逊位革除帝制结束，此两千年左右的时间，普遍被看做是儒学为主流的“儒家文化时期”。传统帝制中国则也被认同为儒家思想荫庇的时代。然而有趣的是，在这漫长的两千年中，这个以推崇儒家信仰的国家，其统治者们的信仰却并不统一。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教者有之，笃信道教着有之，更有说法认为有的帝王是伊斯兰教信徒……这些有不同于国家信仰的帝王们，为什么终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因君主的信仰为国教而改变以儒家治国的根本呢？本文试以明清两朝为例，浅薄的阐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之所以选择传统帝制的最后两个朝代，是有两方面考量：首先，此二朝乃中华集权专制制度的最高峰，帝制制度完善，帝制所依仗的伦理体系、思想体系――儒家文化体系也进入了集大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对自西汉武帝朝以降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大总结时期，也是对儒家文化最后一次大思辨、大质疑、大统一时期。这一时期儒门中既然有理学的后学（刘基、宋濂等为代表），又有基于理学阐发出来的“心学”思想被发扬光大（王阳明为代表），甚至还诞生了颠覆性批判的思想（黄宗羲、顾炎武等，以《明夷待访录》为核心），以至于清末最早的内部改良“康梁维新”也是基于儒学经典阐发而来（《新学伪经考》等）。这种由对儒学总结进而反省和自我批判思想的规模之大，是此前历朝所不能及的。 另外，从帝王信仰而言，由明代所推翻的蒙元政权开始，传统意义上的汉族主导的华夏政权就变得并不“纯粹”――这就是“崖山以后无中华”的说法，明代虽然仍然是汉族政权，但仍吸收和保留了很多蒙元时代所赋予的文化习惯（从“分餐”被“共餐”所取代这一生活习俗上就可见一斑。）这一时期的帝王们信仰也变得多样起来，不再是儒释道三家这样简单，因此上更具有代表性，对比更加明显。而之所以仅仅谈明、清两朝而不谈蒙元政权，是以为内个人认为，享国祚不满百年的蒙古政权，有留存资料少，制度并不明晰，内廷对外朝的影响没有形成一贯特点等问题，暂不做讨论。对于元蒙贵族的所信奉的原始宗教也暂不在讨论范畴之列。 一、个案分析――明清两朝帝王的特殊宗教信仰举例 那么，就从明清帝王的所信奉的宗教个案谈起，一观两朝的皇家信仰体系。 （一）明代崇信道教的君王代表――嘉靖帝明世宗朱厚? 世宗嘉靖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有传奇性争议性的皇帝。他藩王即位，少年英质，年轻时还算颇有作为，议礼抗衡，罢黜权臣，废除弊政……当然这些都是在嘉靖二十一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内廷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壬寅宫变”，皇帝险些丧于深宫内廷一个小小的宫女之手。自此之后，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性情大变，转而投向神宫道观，一味玄修，长达二十余年。这二十年中，嘉靖帝将自己藏在深深的道幡帷帐之中再不视朝，外朝官员几乎无缘一睹天颜，内阁大学士们仅能通过皇帝驱使的司礼监内监传递帝国机密。当然也是基于最后一点，这位广袤疆土的统治者虽不临朝，却能时刻控制着帝国的片刻毫厘。 当然，嘉靖皇帝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从他即位的第二十一个年头才开始的，嘉靖帝早在少年的藩王时期，他就藩治所就是有着悠久道教文化的荆楚之地。自幼受楚风淫浸，钟爱求醮问道也是自然。另外，自洪武朝立国以来，皇家就对以正一道为代表的道教加以扶持，这一点在武当大兴土木建设宫观就可见一斑。正是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得帝王之身的朱厚?顺理成章的做了一个“千古帝君”。 从世俗的皇帝到醮坛上的“万寿帝君”，朱厚?似乎并没有什么不适，善驭百官的他还带领大臣“互动”――让内阁阁员晋献青词焚表以昭其心，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严嵩就因缮写起家发迹。正是因为信仰道教，世宗宠信道士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先后加封上清宫道士邵元节、陶仲文，对后者更是授以少保之尊。 明代帝王对道教的推崇在嘉靖朝达到了高峰。自其之后，帝王再无玄修之好，正一道本身的发展也已过了全盛期，发展 （二）明代信奉伊斯兰教的皇帝――正德帝明武宗朱厚照 说起特殊宗教信仰，有明一代绝非仅嘉靖帝一人，早在他之前的正德朝在位君主――明武宗朱厚照被学界普遍认为有着伊斯兰教的信仰――至少是十分笃信。 从现存史料来看，这位以“武宗”为谥号，曾经亲自出关大战小王子的“将军皇帝”，在其御制诗中有不少称颂回教的赞美诗。其中一首流传比较广泛，可窥见一斑：“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后来更由他亲自创作、收集并编辑的《御制尊真主事诗》更是尊崇伊斯兰教最高主宰真主诗作的典范。 这位特立独行的皇帝还专门点评过当时的各个宗教。正德十四年，武宗曾对侍臣说：“儒者止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身知化；佛老之学，似穷身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