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理性看社会学的理性概念.docVIP

从农民理性看社会学的理性概念 郝大海: 在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通常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特别强调理性分析视角的学科，甚至可以说理性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但事实上，理性的定义却不限于经济学的狭隘定义。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指出的，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但必须终止于对农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 　　 传统农民生产遵循生存伦理而非经济理性 　　 斯科特通过对缅甸、越南农民经济行为的田野研究，为“农户生产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理论命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他指出，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他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也就是说，农民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并以此最大化地回避各种生产风险。同时，在亲属、村社和国家各层面，他们利用包括“互惠关系”在内的一切手段，抵御自然的各种可能伤害。综上，在斯科特看来，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更加缺乏抵御自然伤害的技术手段，他们的经济行为遵循生存伦理而非经济理性，因为生存伦理作为道德原则，是村社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和共同体成员的生存保障。 　　 而传统农民经济行为与经济理性相悖的现象，韦伯（Max Weber）早已注意到了。他指出，对于农民而言，挣得多一些并不是那么诱人。这些农民不会问：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我一天能挣到多少钱呢？他们却这样问：我要做多少活儿，才能挣到以前挣得的数目，来满足传统的需求？韦伯认为，这种表现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主义”生活态度，即人并非天生希望更多地挣钱，而只是希望像“习惯的”那样生活，并以此来计算“怎样才能最省事、最省力地挣得已经习惯的工资”。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达之，就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求代价最小化。在与西方新教徒的行为比较后，韦伯认为，传统农民的这种生活准则缺乏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以上讨论来自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韦伯对西方理性化的历史进行了讨论。这一历史分析，无疑可为我们提供有助于理解社会学视野下的理性概念线索。在韦伯看来，彼时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个理性化过程，个人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目的理性而非传统的价值理性的支配。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致使传统意义中人与神间的神秘关系被理性化制度取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教加尔文教派的一些信条，如“预选说”和“天职观”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些教条的笼罩下，信徒们相信，个人能否得救，是神选定的。因无法确信是否获救，信徒们陷入“能否得救”的焦虑中，转而苦行僧似的勤勉工作。于是出现一种特殊的处事态度和行为规则：人们更理性地追求经济成功，最终全社会出现一种理性化的趋势。 　　 如卡尔·曼海姆所说的，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理论归根结底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即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西方文化的合理化？而韦伯建构宗教伦理体系的目的，则是为了论证其他宗教伦理体系无法产生类似新教伦理的理性化因素。 　 理性被应用于不同实践领域时呈现出不同特征 　　 除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理性化的起源，韦伯还对理性类型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将社会行动区分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情感和传统等类型，其中目的理性行动是“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体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这种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价值理性行动是“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自身价值”，其是无关成功、纯由其信仰所决定的行动。在“目的理性”的例子中，韦伯所构想的行动可能朝向多元的目标，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因此，理性一方面意味着考量这些目标在实现上的轻重缓急，另一方面必须顾及行动后果的利弊得失，避免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形。 　　 显然，当理性被应用于不同实践领域时，会呈现出各领域自身独特的特征。韦伯在“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导论中简略归纳了理性的四种类型：概念理性、目的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所谓概念理性是指“借助越来越精确而抽象的概念逐步从理论上驾驭现实”；目的理性即目的合乎理性，利用他人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实现行为者的目标；“经济行动的形式合理性”被用来指称在技术上可能的，并被实际应用的量化计算或者核算程度；实质理性则是指按照某种（过去、现在或潜在的）终极价值观的标准。比较以上韦伯有关理性的定义，会发现在“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定义中，都有“理性计算”的要求，而这也是“目的理性”的核心要素，因此，可以认为，韦伯界定的经济行动的“形式理性”与“目的理性”是等价的。同样，对比“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定义，会发现二者都取决于某种价值偏好，只是由于后者针对的是经济行动，故将行动目的限定于“供给货物”。可以认为，韦伯界定的经济行动的“实质理性”是“价值理性”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 　　 有学者还将这四类理性对应于帕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