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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成本探究 　　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湖州市织里镇将童装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每年都会有大量农民工到该地务工。本文以织里镇为案例，通过建立对织里镇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体系，为该地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提供具体指标。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建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即在实现人口由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的“三维转换”[1]过程中，注重保护农民权利，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已经实现了地域转移，并通过职业非农化成为了农民工。但户籍身份城镇化尚未实现，农民工群体仍处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不被城市社会接纳，合法的生活权利无法保障，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湖州市织里镇的童装产业规模居于全国首位，童装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它的快速发展，为这个小镇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农民工的聚集，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影响。 一、概念界定 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它指户籍在农村，但长期生活在城镇，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2]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职业非农化基础上，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和均等一致的权利，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过程。[3]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实现了农民工的户籍转变，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而且，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个人发展较农民工时期得到了体现，自身素质也将提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制度改革克服制度障碍，更关键要解决市民化成本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指农民工在户籍身份、社会权利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变所必须付出的最低资金量。 二、研究背景 织里镇农民工流动比较活跃。据有关部门登记，2011年，织里镇流动人口数为18.23万。因不完全登记，经调查预测，登记率约为60%，以此估算镇区内实有流动人口数约为30万人，相当于当时镇区常住人口的两倍。表一为2011年已登记外来务工人口的年龄及受教育情况。 据表一，60%以上的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是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2001）。据调查，相比于上一代农民工，这一代农民工务农经历少，接受教育更多，对户籍制度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认可度更低，更习惯在城市生活，市民化的意愿更强烈。市民化意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机。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政策制度和市民化成本承担能力是市民化实现的重要条件。目前，浙江省户籍改革全面推行，户口迁移限制不断放宽。织里镇1995年被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自此湖州市开始了户籍改革。1999年，湖州市推出了子女落户随父随母自愿，夫妻投靠、父母投靠子女，购房入户等户籍管理政策。2001年，湖州市更加放宽了户口迁移管理：对务工人员已与务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已交纳养老保险一年以上的，凭劳动合同、养老金缴费凭证当即办理准迁手续。通过户籍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障碍基本消除。 织里镇推行农民工市民化需投入资金，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中基础设施建设、权利保障、城市生活融入、社会经济适应等问题。市民化成本仅靠农民工的力量或各级财政的力量难以实现，需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体系和分担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责任，合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进展 张国胜（2009）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包括私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私人发展成本由私人生活成本、智力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和住房成本组成。私人生活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镇正常生活的日常开支，不含住房支出；智力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达到城镇居民平均劳动技能水平所需的人均教育支出；住房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能在城市安居的最低资金投入；社会保障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后，城市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最低资金投入。公共发展成本是市民化过程中，保障城镇健康发展必须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生态环境等的成本。 周小刚（2010）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含以下内容：公共成本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成本、养老保障的社会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失业保险成本、子女受教育城乡差异成本、公共管理成本；个人成本包括养老保险个人成本、住房成本、等同于市民的生活成本、放弃耕地的机会成本。公共成本由政府承担，其余农民工负担。 申兵（2012）[3]在对宁波市跨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中，从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就业扶持、权益维护、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