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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桥梁社会史探究综述 　　【文章摘要】 桥梁的修建可分为官修、官督民修与民修三种方式，但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明代前期，官府主修桥梁，费用来源于地方税收。明代中后期及其以后，地方财政出现了危机，便与民间合修桥梁。晚晴以后，绅商一体，基层社会自治，商会组织承担修建桥梁的任务。 【关键词】 明清桥梁；修建方式；绅商一体；基层自治；商会组织 近些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桥梁的相关问题。明清桥梁社会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论文，但大都依附于地方公共事业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桥梁的修建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 官府主修桥梁的方面，张艳芳在《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中分析了明代官府组织力量修葺那些处于驿路干线的桥梁，许多重要的桥梁还要邻近府县的配合才可完成。同时，修建桥梁都要经过上级主管官员的批准。官修桥梁的费用来源于政府出资和官员捐修，维护桥梁的费用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征敛和收税。另外，卫所官兵也承担桥梁的修建、捐修以及管理等任务。吴小凤在《明代广西交通建设述略》中介绍了明代广西的水陆交通得到很大的发展，地方官府十分注重桥梁的建设，修造了许多跨越大江大河的桥梁，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于宝航在《明代路桥修造的组织管理与资金来源》中强调了桥梁修建的主体广泛，皇帝、皇后、尚书、知府、县丞等都参与其中，而国家制度明确规定地方官员负责桥梁的修造，官员修桥大都是出于职责或是仁政的思想，路桥修造的费用分成公帑、自捐、摊派等三类，而摊派就是官府采取命令的手段，强迫百姓出资修建桥梁，官府的主导力量很是强大。 官督民修桥梁的方面，郑振满在《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中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福建的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政府的职能趋于萎缩，便逐渐把修造桥梁等公共事业移交给当地的乡族集团。王日根在《论明清时期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中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地方政府常常因财政困难而慢慢减少了相应的开支，把兴办桥梁等公共事业的费用推给了义田，义田多是由民间捐助，地方政府对社会基层的管理趋于间接化。 张俊在《清代两湖地区的桥梁与渡口》中论述了清代民间修建津梁占了主导地位，而绅士和耆民则处于中心地位。民修毕竟是个人行为，需要捐资者的族人、后裔长久地维护。官府仍然起着重要的监督、管理作用，与民修构成了互补性的维修体系。程森在《生态、交通与县际纷争――以清代漳河草桥的修造为中心》中注意了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协调关系，清代漳河草桥的修造是由民间出资的，而官府则是负责管理督修。徐建青在《清前期的公共事业经费》中提及，清代前期民间捐修桥梁的数量增多，民间捐资者主要有商人、士绅、寺僧、家族等。政府非常鼓励此种“善举”，并给予奖励。桥梁的经费来源：动用官帑，民间捐输。衷海燕在《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中突出了清代中田镇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的密切联系，乡绅、望族通过修建桥梁等，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 民间主修桥梁方面，郑振满在《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研究》中阐述了清代后期福建修建桥梁的经费来自厘金，许多商人成为了绅士，促成了绅商一体化，从而推动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张仲礼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探究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重要地位，太平天国以后，绅士与政府的关系疏远起来，政府的职责由绅士取而代之。张研等《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以安徽基层社会为视角，19世纪中期及其以后，安徽的基层社会发生转变，上层政权的力量减弱，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大大增强，双重统治格局逐渐演变为基层社会的“单一统治”。王景龙在《晚晴时期湖南慈善事业研究（1840―1911）》中了探讨了湖南的善堂、善会修建桥梁的责任。早期的善堂、善会是官办性质的，太平天国前后，士绅承担了主要的责任，他们兴办善会，并进行相关的管理工作。仲兆宏在《晚晴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中指出，宗族士绅们主持、出资或募集资金修建地方桥梁，承担了地方官员的某些职能。晚晴常州掌控地方社会，实行地方自治，公共事业由绅办转为商会，商会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综上所述，明代前期，修建桥梁以官修为主，并委派专职人员进行维护管理，所需费用来源于地方政府的税收。卫所官兵在桥梁的修建、捐修以及管理等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中后期及其以后，地方财政出现了危机，便把修建桥梁等公共事务渐渐移交给了民间，设置了义田，商人和士绅的地位有了大大的提高。 清代以后，商人、绅士、家族捐修桥梁的数量越来越多，民间修建桥梁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而官府仍在发挥着重要的监督、管理的作用。晚晴以后，许多商人获得了绅士的身份，绅商成为了一体，逐渐脱离了上层政权的控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官办性质的善堂、善会被士绅兴办的善会所取代，新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