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形成和发展.docVIP

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形成和发展 　　一、概述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玉器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玉器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化，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巫术化、神器化的过程，商周时期的礼器化、政治化过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德治”的儒家学派赋予玉诸多美德，玉被人格化、道德化，成为儒家道德观念的载体。 二、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形成 商周时期，王权取代了神权，成为了国家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周王制礼作乐，就是希望通过礼制建设来改变统治方式，来区分社会的等级、强化先民的观念、形成内心的秩序。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玉器，都在礼制建设过程中被赋予了周礼的内涵。统治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强调玉器的礼用功能，玉器所代表的礼制以及各种规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个人。在这种背景下，先民对于玉器的认识实现了一次升华，也就是玉器等同于礼器，用玉制度等同于周代礼制。对于玉器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于周礼的认同，也是对于政治权力的认同。 春秋时期，礼制崩坏、王道衰微，用玉制度被破坏，各诸侯纷纷僭用天子之礼，代表君权的用玉制度崩坏，代表极权的用玉思想盛行。西周时期通过垄断玉器的使用、规定玉器的用途等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臣民的日常行为，更不能控制臣民的意识形态。这种现状让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如何将玉器和道德联系到一起，将用玉观念和内心秩序联系到一起，从而提升玉器在礼制建设、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孔子《论语?阳货》认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也就是说，玉帛、钟鼓等外在物质表现并非礼乐。真正的礼乐应该是内心的秩序。叶友琛《周代玉瑞文化考论》认为，《礼记?聘义》借孔子之言指出，玉器具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品德。早期的管子也有相似的论述。玉德论的出现，和儒家塑造君子形象、君子人格的需求是相契合的，这也许就是玉德论出现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归根结底，玉德论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统治阶层、知识分子在面临礼崩乐坏、等级僭越等现象不得不寻找新的社会控制的方式。 先秦诸子对先王是非常认可的，在不同场合都强调周王制礼作乐的贡献。实际上，周代的礼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规定旗帜、命服、乐器、车马器等物品的使用来体现等级差别，同时也通过规定青铜器、玉器等奢侈品的使用来强化等级观念。西周社会所制定的等级制度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以至于后世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一直在缅怀这种社会控制的方式。 三、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发展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淳认为，从二里头文化到商周的青铜器是贵族权威和等级法则的象征，从最早铸造的二里头青铜爵上，我们可以体会到礼仪和宴饮在维系等级社会中的重要性。三代期间，青铜器的使用成了贵族权威和权力合法性的象征。实际上，玉帛、钟鼓等外在物质表现仅仅起到提示的作用，真正的权威来自内心的敬畏，无论是石器时代对于神权的敬畏，还是青铜时代对于王权的敬畏，都是统治阶层通过各种方式灌输给臣民的，都是来自于内心的秩序。 因此，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其他学派的治国方略，都试图将玉礼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将玉观念提升到道德层面，从而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形成价值认同。孔子的内圣外王理论，实际上就是强调修身养德，加强修养，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孔子将玉器的特性和为人之道结合到一起，在《礼记?聘义》云：“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 玉器在维护等级、维护政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在维护内心秩序、修身养性等方面起到了媒介的作用。统治阶层正是通过玉器的人格化和道德化，玉礼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来实现对于各个阶层的社会控制。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玉观念的升华。 图1为1987年长沙市五里牌出土，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的战国双面透雕龙凤纹青玉佩，彰显了王公贵族至高无上的地位。 《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就是随时随地以“佩玉”中展现的“玉德”，来警示自己，用“玉音”来端正自己，用“玉步”来要求自己，使“非辟之心无自入”。这其中贯穿着儒家意识形态中的礼、义、忠、信等学说的哲理。佩玉的使用不仅增添了贵族仪表上的威严显赫，同时又彰显出美玉的艺术价值和品德，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使得王室和贵族对玉器尤为重视。 当然，还有学者认为，真正的玉礼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存在于那些积极主张复礼的士人心中。经过这些士人不懈的系统化、理想化的构建，玉礼得以以近乎完善的面貌存在于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为代表的礼经之中，作为儒家经典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保留下来。文献中的西周玉礼，似乎存在被后人构拟的可能。但有一点，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形成特别是对于佩玉的重视，和这一时期出土较多玉佩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