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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格拉斯哥小组媒介探究 　　作者简介：林锦，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传播研究；徐鹏程，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 200072） 摘要：英国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在其三十多年来的媒介研究中，关注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对精神疾病的塑造，以及对儿童性暴力犯罪的报道。他们的部分媒介研究证明了媒体报道社会问题时，容易把不相称的注意力放在“边缘人”身上，总是呈现弱势人群对社会强有力的、非理性的威胁。媒体通过制造“道德恐惧”来强化遵守社会主流规范的重要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媒介研究与受众研究，唤起了英国社会对媒体责任和对弱势群体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英国媒体；弱势群体；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 中图分类号：G21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7-0051-02 20世纪70年代，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与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学派一同，为批判学派在英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生的力量。1975年1月至5月，媒介小组用录像机记录下了BBC1、BBC2，及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关于劳资关系的电视新闻报道。在对大量样本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工业新闻与经济新闻报道展开内容分析。次年9月，该小组以集体名义出版第一份作品《坏新闻》，揭露了电视新闻报道掩藏在客观公正外衣下的偏向情节。他们指出，“从新闻播音员的重音强调到摄像机角度；从谁被安排出镜，到这些人可能被问及的问题；从对新闻故事的选择，到呈现在公共视野里的镜像，新闻无疑是人工制造出的产物。[1]” 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媒介研究早已引起了西方学界与业界的高度关注。自新闻三部曲：《坏新闻》、《更多的坏新闻》（1982）与《真正的坏新闻》（1982）问世以来，该小组继续推出新作。一方面，媒介小组向读者展现了他们独特的受众接受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再度证明了媒体臣服于权威与权力的事实。在面对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群、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群，以及遭受性暴力威胁的孩童时，媒体有意无意地以宣扬虚假意识的方式来“扭曲现实”。“媒体在勾勒社会的‘地图’、提供概念类别和参考框架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而受众恰恰是通过这些框架，来了解弱势群体、认识英国社会的。 一、艾滋病恐惧 20世纪末，对艾滋病的“道德恐惧”充斥着英国媒体。街头小报连篇累牍地夸大感染HIV病毒的风险性，“告诫人们不要与艾滋病人进行偶然的、与性无关的接触，煽动人们对男同性恋者的仇视”[2]。格拉斯哥研究小组对1988年11月至1990年4月间，所有英国电视新闻与新闻报道为样本进行了研究，集结出版《大众传媒的巡回》。这项由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提供支持的研究，探讨了媒体内容的制作过程；检验了报道文本中关于类别和范式的变量；探讨了受众对艾滋病问题的接受程度与态度变化。进而引导读者理解媒介领域与艾滋病领域之间的信息“互动”，引导读者思考国家、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一）有关ADIS的四种争论 爆发于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危机遭到了英国保守议员与宗教领袖的抨击，当时存在对四种主要争议。首先，持保守态度的社会道德家们将艾滋病视为是“罪恶的报应”[3]，是“违抗天意的奢靡之风的恶果”[3]。他们将传播艾滋病的罪责推卸到男同性恋身上，称同性恋“破坏了上帝定下的规约”[3]。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人类消灭了同性恋行为，那么艾滋病毒也会随之灭绝。其次，自由主义论者认为，异性恋传染艾滋病的“神话”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不过是合法化国家干预公民生活的行为；确保人们的知情权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而代表着政府卫生政策主流观点的自由医学的正统论调认为，HIV病毒是唯一引发艾滋病的本源，“同性恋或异性恋，男人或女人，任何人都可能在性交时患上艾滋病。[3]”在缺乏疫苗的阶段，最好的政策就是施行公共教育，面向公众推广科普教材。然而，批评性观点的支持者则疾呼，人们忽略了异性恋者患上艾滋病的风险。 （二）媒体煽动道德恐慌 在艾滋病报道的初期，英国媒体普遍倾向于援引“官方说法”，捍卫“传统道德”。格拉斯哥小组的研究发现，媒体对艾滋病的呈现，重构了社会的“道德恐慌”。媒体主要通过程式化和套路化的样式呈现艾滋病议题；人为地树立起道德障碍。在媒体的镜像中，艾滋病是“杀人的瘟疫”[3]，艾滋病患者是“非正常人”[3]，艾滋病毒携带者则是被动而悲哀的牺牲者，或不负责任的、充满威胁的恶棍。媒体声称，“同性恋、性工作者和吸毒者们’罪恶’生活方式，把‘清白无辜’的社群带入危险境地，煽动了公众对艾滋病患者以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敌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