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黄氏家族版刻业兴盛.docVIP

论徽州黄氏家族版刻业兴盛 　　[摘 要] 中国版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正是徽派版画崛起的标志之一。在徽派版画的队伍中，则以虬川黄氏为主要代表，将徽派版画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徽州黄氏家族版刻业的兴盛有着诸多原因，不仅包括家族环境的熏陶、社会环境的影响，更与著名的“新安画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试图探讨以徽州黄氏为代表的徽派版画，在万历年间跻身版画界的奥秘。 [关键词] 徽派版画；黄氏家族；新安画派 我国是版画的发源地，随着印刷术的的问世，版刻艺术应运而生。明代中期至清代初年，被称为我国版画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明代万历年间，随着徽派版画的崛起，中国的版刻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徽派版刻出现后，成为工整、秀丽的典范，并逐渐成为当时的版刻中心之一。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1]由此可见徽派版画的出现，造成了当时版画界的大调整。徽派版画中，又以徽州黄氏为主要代表。郑振铎在《中国版刻图录序》中说：“歙县虬村黄氏诸名手所刻版画盛行于明万历至清乾隆初，时人有刻，必请歙工，而黄氏父子昆仲尤为其中之俊杰。举凡隽雅秀丽，或奔放雄迈之画稿，一人黄氏诸名工手中，胥能殚工尽巧以赴之，不损画家之神态，而亦能自行布稿作图。”[2]这足以说明，当时黄氏家族所刻之书代表了当时刻书业的最高水平。 一、家族文化的熏陶 据《虬川黄氏宗谱》记载，虬川黄氏的始祖是汉江夏魏郡太守黄香，二十四世“唐旌孝子”芮公次子文炳公迁虬村并重立世系。从此虬川黄氏便在这里开始了生生不息的繁衍，我们这里所说的黄氏家族就是以黄文炳为一世祖的虬川黄氏家族。虬川黄氏刻书业迹最早追溯到第二十二世孙黄文显等存补刻《纂图互注荀子》，此乃宋刊明正统修补本。至第三十三世孙黄开梧刻《四养斋诗稿》，道光本，并和黄开簇、黄开植等同刻《虬川黄氏宗谱》道光十二年本。也就是从明正统元年至清道光十二年止，约四百年左右，刻工达三四百人，现已发现刻书约二百四十余部，他们的鼎盛时期是明万历至清乾隆初年约一百余年间。这是一部版画光辉历史和相当人数的文化史实，同时他们是祖祖辈辈以刻书为业，是典型的家族刻书。 据徽州府志所载，当时徽州的各都各村，宗族观念很强，举凡一族作一事，往往相染成为习俗，就经商来说，便是同姓结帮，一般都是一姓一组。虬村黄氏刻工的兴起与壮大，与这种当时的家族观念是分不开的。这些杰出的民间雕刻书画艺人，最初大多是半工半农的劳动者，全靠手工技艺，忙时务农，闲时替人刻书画。为生活计，他们不得不走街串巷，他们只凭一套刀具，一身手艺，经营四方，经历时间的长河，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逐步走上雕版刻书之路。虬川黄氏刻工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并且手法日益精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世代相传，并且存有口诀。这口诀如同秘传神功，保证了刊刻技术的完整保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元代休宁学者赵?对于徽州的人文环境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评述，他在《东山存稿》中说：“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又说：“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成德达才。出为世用者，代有人焉。”[4]可见，当时的徽州也是物阜民丰、人杰地灵。同时，新安理学在这一时期也对徽州刻书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安理学是宋代程朱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朱熹在儒学的理论框架内，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高度重视宗族伦理，以封建纲常约束人的行为，对封建文化影响深远。[5]朱熹祖籍新安婺源，程颐、程颢先人为歙县篁墩人，因此徽州人一般都把此地当作程朱理学的发源地。朱熹也曾回徽州，在这里洒下了朱子理学的种子，最后发展成为新安理学。在封建社会里，程朱理学的观念深深的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新安理学也就在无形影响了徽州的刻书业。以休宁一县而言，宋至明代中期，就有程大吕、吴儆、程若庸、陈栎、倪士毅、朱升、赵?、范准、汪循等九位理学名贤。这一学脉的流风所及，直至清代中期江永、戴震的考据学产生，走向了理学的对立面，甚至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身上，也可以找到这一学派的影子。[6]新安理学的盛行，极大地强化了封建的宗法制度。这种强化的宗法制度，不仅使执刻书技艺者，父子相传，祖孙相继，世代相传，而且使后之子孙对于先人手泽遗著，设法刊刻，不敢轻易散弃，这从客观上说，对推动刻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唐开元年间起，徽州郡县官学开始陆续建立。据刘秉铮在《论徽州的书院》一文中考证，两宋时期，徽州地区有书院10所。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发展，徽州地区实际有114所书院。[7]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徽州读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