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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大国关系与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9年6月15日，由上海社科院亚太所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协办的“大国关系与东亚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的学者就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东亚地区安全形势、朝核问题及东亚区域一体化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一、奥巴马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前景 　　 　　美国凯托研究所防务与外交政策研究项目副主任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开局良好，但主要是实用主义的。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应对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需要中国的协作，因此谋求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包括将战略对话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加强双方高层互动，避免因人权等有争议的问题触怒北京。目前，美国民众对于奥巴马领导国家走出国内经济危机和反恐困境抱有很高的期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面肯定会改变，如果经济迟迟不见起色，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将会反弹，民主党主导政府和国会的局面必将被打破，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在中国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政策的宽容度也会越来越少。当奥巴马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政策未能让民众看到中国在上述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时，民众会逐渐失去耐心。而美国的体制承担不了这种情绪，会迫使奥巴马政府向这种情绪妥协，重新回到给中国找麻烦的轨道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在发言中指出，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但是采取了不让分歧阻碍合作的态度。然而，作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有所抬头，威胁自由贸易制度，中国出口产品市场萎缩，与出口相关的产业受到较大冲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学成也认为，奥巴马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前任政策的延续，不同之处是把中美合作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其对华政策协调使其超越了两面下注(hedging)的战略。另外，民主党政府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是相互协调的。奥巴马以实用主义外交取代了价值观外交，更注重双方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 　　同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认为，奥巴马给中国的定位是“非敌非友”，其政策目标是把中国纳入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其策略表现在如下方面：1、加强与中国的对话；2、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迫使中国军事透明化；3、鼓励海峡两岸对话，同时继续对台军售；4、谋求中国不减持美国国债，同时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国防部军队转型办公室前任助理巴奈特(Thomas Barnett)认为，那种认为中国把战略重点放在台湾或是中国愿意为维护朝鲜而与美、日交恶的判断，是对形势的曲解。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相反却应当欢迎中国在亚洲发挥大国的作用，与美国一起为减少风险和危机携手合作。他提出，中国要真正成为崛起的大国，就要有大战略；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要建立亚洲价值观；要把“一国两制”模式扩大为东亚的“一区多制”，构建亚洲联盟。巴奈特还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拓荒者，行为如美国初期开发中西部地区以及把势力范围推向太平洋和整个美洲那样，不过不同于美国时常诉诸暴力手段。中国采取的是经济手段，例如正在将非洲变成自己的低端产业加工基地。他认为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更为开明，外交行为会更侧重于对话，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二、朝核问题 　　 　　韩国国立外交事务研究所教授金兴圭对朝核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奥巴马上台以来，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加强了与韩、日的合作。美中日韩之间应当加强战略对话，协调行动，并且考虑对六方会谈的功能进行改革，以适应半岛形势的新变化。 　　卡彭特则提出了解决半岛危机的四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朝鲜半岛陷入一场总体战或地区战争；二是与朝鲜的对话之门仍然敞开，但进～步加强对其经济制裁，这一点必须在中国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他认为，孤立政策并不明智，有可能使朝鲜成为全面的核国家；三是接受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但是防止其威胁地区稳定，然而这一点光靠威慑是做不到的，因为朝鲜会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核扩散；四是提升六方会谈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朝鲜的态度使奥巴马难以与之对话。朝鲜进行核试验后，把奥巴马置于一种迫于压力下而对话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的对话是得不到美国国内支持的，奥巴马也不会乐意被人称作21世纪的张伯伦。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刘鸣研究员指出，卡彭特关于应对朝核危机的四个政策选择，全面反映了美国政策设计者的想法，但是军事打击不应当得到支持。中国所能做的，是与美国合作，对朝鲜加速发展核武库进行限制，切断核扩散的通道。他认为，各国应该准备应对朝鲜领导人更迭可能给局势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