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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化”定罪标准与错案预防机制 　　摘要：定罪标准的确立是预防错案的基本前提，对定罪标准的模糊理解与失当把握往往是错案预防机制失效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目前对“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两个不同定罪标准的理解存在误区和混淆，从对这两个标准的正确理解出发，明确将“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适用于不同证明对象的“二元化”定罪标准，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细化解构，对错案预防机制的完善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定罪标准；结论唯一；排除合理怀疑；“二元化”标准；错案预防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066-04 　　错案预防机制的构建，首先在于明确和严格执行法定的定罪标准，以排除对未达到法定标准的案件的定罪量刑。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看似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但又仿佛并未否定“结论唯一”，条文字里行间颇有踯躅踌躇之感，似仍徘徊于“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之间。而近段时间以来发现的一些错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表明我国错案预防机制尚存在不足。这些案件错误判决的产生，固然涉及诸多因素，但对定罪标准把握失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种现实下，在笔者看来，定罪标准未必要在“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二者间做非此即彼的僵化选择，而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拓展出一种“二元化”新思路以构建某种复合层级的定罪标准，并对错案预防机制的完善起到有益的探索效果。于是“老调新弹”地讨论定罪标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错案预防机制完善的作用，当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一、对定罪标准的混淆认识及其对错案预防的损害 　　在对“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这两个不同定罪标准的认识上，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存在一定混淆和偏差。事实上，“结论唯一”标准是指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尤其是犯罪事实和作出裁判依据的所有证据集合起来并经过综合审查判断后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根据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解释，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对事实没有???他解释余地”两方面的要求。而“排除合理怀疑”中“合理怀疑确切地说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怀疑，也就是建立在思维的逻辑过程基础上的怀疑。它不是一种幻想或猜测出的怀疑，也不是基于同情或者偏见的怀疑。它是这样一种怀疑，即如果你问自己‘我为何怀疑’的时候，你能够通过回答而给出逻辑上的理由。这处的逻辑上的理由意为与证据相关的理由，包括你在整体考虑了全案证据之后所发现的矛盾，或者与某一证据的不存在相关的理由，且你认为该证据在该案中是定罪的关键”。因此，“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指“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完整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中仍然无法确定其对于判定有罪已经感觉到某种道德上的确定性了……证据必须证明事实达到了合理的或道德上的确定性”。就量化标准看，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曾判决说：“‘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可能要达到0.9甚至更高”。由此可见，“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低于“结论唯一”的定罪标准。 　　然而我国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将“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这两个不同的定罪标准并用混搭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第13条、两院三部《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3条。这种混淆的认识会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当“结论唯一”和“排除合理怀疑”这两个概念边界模糊地混淆使用时，司法人员难以理解定罪标准适用的确切要求，极可能在实际操作中降低具体案件的定罪标准，这一点在一些错案的发生过程中并不鲜见。办案人员容易在证据尚不足以达到证明“结论唯一”甚至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迫于来自被害人一方和社会的压力，明显地降低适用定罪标准，以致作出了违反法律规定的判决。 　　从近些年米错案形成的基本情况来看，尽管导致错案发乍的原冈纷繁复杂，具体个案中错误判决的形成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在审判阶段法院术能做好案件处理最后把关丁作，是导致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明确作为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全过程的“红线”的定罪标准，尤其是审判中对定罪标准出现模糊适用和把握失当的情形，则很难保证“勿枉”。可以说，不明确定罪标准的适用要求，不挤压掉混淆理解两种不同定罪标准后导致的法律适用空隙，不确立明晰切实的定罪标准体系，则错案预防机制就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实践中出现错案的现象也就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从这个意义上看，解决对定罪标准的模糊理解和不当适用的问题，是构建有效的错案预防机制的重要步骤。 　　对于混淆使用“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定罪标准把握失当甚至导致错案发生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者似乎有所认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