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媒休”熊景明.docVIP

“学术媒休”熊景明 　　翻开海外中国研究的著作，致谢里大多会提到同一个地方――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其中不少又都会同时提到一个人――熊景明，或是Ms. Jean Hung。 　　在中国研究学术界，她被称作“学术媒人”。常言道，“不做媒人不做保，一生无烦恼”，但是熊景明在中心担任助理主任20年，媒介中西学者、学术，不仅不觉得是烦恼，反而乐此不疲，乃至退休已有数年，依然活跃其间。 　　熊景明的办公室在中心图书馆的一角。那是她退休后为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工作的地方。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图书和资料。工作台上，摆着她母亲、女儿和祖父的照片。 　　记者如约到达时，她正在回复电邮，“一家瑞典电视台要做关于中国的节目，准备派一个Team（小组）来中国采访。他们想了解‘民间历史网’和我的书。‘王婆’需要推销自己的瓜，只得答应。”熊景明的云南口音柔和却不失刚强，富有感染力，再加上她“天生乐观”的性格，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和亲近感。 　　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熊景明的回忆录《家在云之南》。书中记述了曾祖父因担任丽江知府迁往云南而开始的家族史。她的曾祖辈和祖父辈都直接卷入了清末到民国期间的那段动荡历史，而父辈们更将革命时代的纷争带入了家门院墙，自己和父母则在1949年后过着坎坷曲折的日子。这段家族史就像是时代史的缩影。 　　生于斯，长于斯，家族史和成长经历既给了熊景明独特的历史感，也如林达所说，在她的内心种下了“一豆自由之火”。“民间历史”收到的很多回忆录都会在前言后语中写下类似的话：“我知道这辈子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因为上天要我做历史的见证人，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拿到这些书，让她觉得沉甸甸的，或许正是因为她也曾身在其中。无法忍受那时内地环境的压抑感，熊景明1979年就离开了云南，“来到香港这个无需用谎言护身之地”。这使她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也使她有机会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一干20年，成了一名“学术媒人”。 　　 　　“一本书都不能少” 　　 1963年，一批特立独行的美国学者，在当时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情况下，既不满美国国内对中国资料的片面摘取，又无奈于大陆的封闭，于是申请了私人基金，来到香港开办了“大学服务中心”，收集来自大陆的各种研究资料，为全球的中国研究者提供服务。1988年中心移交香港中文大学，并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也就是在这一年，熊景明受聘为中心的助理主任，一做就是20年。 　　熊景明1988年接手时中心的图书收藏只有1万多册。等她2007年退休的时候，中心已有馆藏10多万册，报纸200多种，杂志2000种，几乎期期不漏。与其他综合图书馆相比，中心的藏书规模并不算大，但这里收藏着最好最齐全的研究现代中国的资料。 　　她的几位前任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因此除了打理中心以外，他们还利用中心资料进行自己的研究。熊景明在报名应聘中心主任职位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她当时只有本科文凭，在大学读的是俄国文学专业，很难和其他候选人竞争。直到面试前一天，她才突然想通了：“其他人都希望来利用这里的资料，而我是要来建设它，也知道如何建设。”甘当“学术媒人”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 　　也许正因为这个理念，她才获得了招聘委员会的认同，在众多资历比她高很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时负责招聘的委员之一，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陈方正教授在熊景明荣休晚会的致词中透露，当年正是她的实干精神说服了大家。 　　所谓“媒人的嘴，兔子的腿”，熊景明这个“学术媒人”上任后并没有撒腿到处跑，四处游说，而是在中心“筑巢引凤”，吸引不同地方的研究者齐聚这里，在研究资料和研究者之间牵线搭桥。有一次中心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历史文件，熊景明读了旅美著名作家林达的书后，觉得她很适合用这批资料，就主动联系，请她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书。她们也因此结识了，现在合作主持“民间口述历史”的项目。 　　2004年，在中心成立40周年的庆典上，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说：“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中心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赞誉，与熊景明在收集资料上奉行“一本都不能少”的原则有关。中心的骄傲之一是收藏了全世界最齐全的中国地方志和专业志。内地某县县志出版时仅印刷了20册，中心想收藏时，只有4册存世了，但中心最终还是通过各种途径，想办法获得了此县志。 　　除了四处收集，熊景明也采用“守株待兔”的策略，对访问学者“雁过拔毛”。她在中心门口放了一个表格，请大家推荐图书，上面写着：“请别只赞美这里的资料齐全，请告诉我们还缺哪一本书，哪一份期刊。”目前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任教的Stanley Rosen当年几乎每个暑假都到内地访问，然后都到中心停留，他研究的领域包括青少年、电影等。根据他提供的信息，中心收藏了相关领域的几乎所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