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上学”潜流.docVIP

“在家上学”潜流 　　践行“在家上学”的家长，有高级知识分子、公务员、普通教师，也有农民；他们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多因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这些家庭大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其中广州和深圳人数最多。 　　 　　自称“全职奶爸”的徐雪金，每天除陪伴一双子女，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他的网站――“在家上学联盟”。 　　这个目前在瑞典有生意的义乌商人，带着孩子在家上学已有两年。他2010年12月创办“在家上学联盟”，希望给越来越多在家上学的中国孩子及其父母提供沟通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 　　“联盟”目前已有3800多会员，其中真正实践“在家上学”的不到1000人，但大多数会员对这种传统学校之外的教育模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与意愿。徐雪金估计，因“联盟”目前影响力有限，且很多家长不愿抛头露面，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远超过“联盟”会员数。 　　“联盟”里践行“在家上学”的家长，有高级知识分子、公务员、普通教师，也有农民。他们让孩子回家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家庭有宗教背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有的因为孩子与校园生活格格不入，被老师视做问题学生；有的家长对现行教育体制极度不满，不愿孩子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这些家庭大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二线、三线城市也不乏其人。广东、北京、上海、四川、浙江等地都陆续建立“分盟”，其中广州和深圳人数最多。 　　学习的形式也呈多样化。有的家长辞职在家，一对一辅导功课；有的孩子自学为主，家长偶尔点拨，网络开放资源成为得力助手；有家庭互助式，几个家庭定期小聚，给孩子们交流机会的同时，开设家长独自一人无法辅导的课程；也有从“互助组织”升级为“互助学堂”，家长们组成委员会，共同决定老师的聘用、教材的选择和教学模式；还有经验成熟的互助学堂转型成为现代私塾，面向社会招生。至于采取的教学方式，有的偏重国学，有的追随“蒙派”（蒙台梭利教育模式）、“华派”（华德福教育理念），有的遵循美式教育。 　　“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徐雪金说。2011年8月，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云南大理主办了第一届全国家庭自助教育研讨会，不少参会家长直呼“大开眼界”。他们很快又开始筹划第二届研讨会，即将在2012年初举行。 　　“回家上学去” 　　徐雪金让女儿回家的念头萌生于2009年。他发现女儿在幼儿园过得很不快乐。太多的规矩约束，一旦女儿做错点什么，就会招来老师斥责。 　　受上海孟母堂启发，他想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私塾。“在教育问题上，不能总是埋怨老师、埋怨学校。作为家长，应该负起教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他不敢对自己的私塾大力宣传，也不敢有大的投入。这家名为“新草堂”的私塾，只招收到徐雪金自己的女儿和另外三个亲戚的孩子。因为运行成本太高，仅仅试验一年便匆忙关张。 　　心有不甘的徐雪金，接触到一个新概念――“在家上学”。这种在美国已践行多年的教育模式，在徐雪金看来十分值得探索。徐雪金于是把生意交给妻子打理，从女儿读一年级开始，便和女儿一起回家，在家上学。 　　扬州新东方外国语学校老师姚景海在女儿读一年级时，做出让其回家上学的决定。不过，他女儿非常喜欢学校，也很适应校园生活。而女儿就读的新东方外国语学校，已对传统教育做出不少突破。但在姚景海看来，这远远不够。 　　“大班制的教学，很难带给女儿自主学习的机会。”姚景海举例说，“女儿数学很好，总觉得学校教得太浅；女儿字写得不好，却没有专门的时间来练习。” 　　曾任多年教育记者的姚景海，深知现有教育体系的种种弊端，认为在家上学可给女儿提供更富个性的学习环境。在与女儿充分讨论后，女儿同意回家一段时间试试。他爱人则辞去本不中意的工作，回家陪伴女儿。 　　两年过去，最初只想“试试”的女儿“越学越有感觉”。姚景海的不少朋友受他的影响，也将孩子领回家上学。 　　北京日日新学堂的创办人王晓峰、张冬青夫妇，在2006年让孩子回家，同样源于对应试教育的反思。已有25年语文教学经验的北京高校教师张冬青，发现孩子们的语文素养在不断下降，思维的长度、深度都在不断退步。这种人文素养的贫乏与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让张冬青不断对语文教学进行反思。当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便有想法让孩子在家上学，由父母亲自来教育。 　　2006年，张冬青的小女儿五岁，马上要准备上学前班、进入小学。他们所居住的回龙观社区，却没有称心如意的好学校。他们结识了几位见解相同的家长，和另外三个家庭决定成立一个家长互助式学堂，让孩子们一起学习。 　　日日新学堂由此正式开办。家长们租了一间小三居，聘用了一个全职老师和一个生活老师。但家长们担心，4个孩子有点少，一些活动课、讨论课无法开展，于是又寻找志同道合的家长。不到一个学期，日日新学堂就有了9个孩子。 　　随着慕名而来的家长越来越多，日日学堂新规模逐步扩大。学堂现在已有130多个孩子和37名专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