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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对台政策评析 　　清朝建立后,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经历了经济封锁、招抚、武力统一和治理的完整过程,综合运用了政治、经济、军事与心理等多种手段。清初政府对台政策的制订与调整,不仅反映了整体环境及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且体现了决策者对形势发展的判断与战略目标的设定。其所取得的客观效果,给后人留下诸多启示,对于思考当前的台湾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政策演变与效果 　　 　　清初对台政策演变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抚为主。即在采取经济封锁、军事挤压等手段的同时,重点派人进行招抚,以求暂时稳定局势。 　　清兵1644年入关后,清政府虽然随即宣布建立全国性统治,但当时国内形势动荡,一方面明末农民起义军并未平息,另一方面明王朝残余势力仍以正统自居,相继成立了若干南明政权,其中即包括盘踞在东南沿海一带、以金门和厦门为中心的延平郡王郑成功。因而,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清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大陆的内部稳定上,无暇也无力顾及时为荷兰殖民者控制下的台湾。针对以郑成功为首的东南沿海义师的侵袭,清廷从1655年(顺治十二年)即下令“严禁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但收效不大。1659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等率领的舟师虽在南京城下遭到挫败,但却显示出较强的实力,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1660年(顺治十七年),闽浙总督李率泰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得到批准并实施。这就是后来“禁海迁界”政策的起源。顺治时期,清廷从1652年至1657年间还先后6次派人与郑成功议和,但均未成功。 　　1661年(顺治十八年),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同年,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自己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实力处于上升期。同年5月,海澄公黄梧密陈“灭贼五策”,其中第一、二条是“迁界、禁海”,即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迁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并把沿海所有船只炸毁,并在所有溪河竖立栅栏,货物不许越界,违者处死。清廷采纳这一计策,在沿海地区实施了长达二十年的大规模迁界禁海,极大地限制了郑氏与大陆的联系。 　　1662年(康熙元年),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在人怂恿下欲继承兄位,世子郑经在厦门闻讣音后宣布自己为嗣封世子,郑氏王朝因此分裂为二 。清政府乘机加大了对郑经的招抚力度。郑经虽派人与清廷谈判,甚至上缴明朝敕命、公伯爵印及海上军民土地清册,但却没有和谈诚意,只是在内外交困下而施缓兵之计。次年5月,台湾内讧平息,郑经向清廷提出“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的高要求,使和谈失败。10月,清军攻克厦门、金门,将郑氏沿海据点扫除殆尽,郑经率少数战船逃回台湾。1664年(康熙三年)11月至1665年(康熙四年)4月,原郑氏叛将、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等率兵三次向台湾进发,但均因遭受台风袭击及准备不足而被迫中途返回。 　　此后,清政府加大了招抚的力度。1667年(康熙六年)5月,清廷派河南总兵孔元章携带郑经舅父亲笔书信入台招降,“议以沿海地方与世子通商,欲其称臣奉贡并遣子入京为质三事”,为条件,但郑经坚持采朝鲜不削发、不入贡之例,遭到清政府拒绝。此后,孔元章又两次赴台谈判,由于双方各执己见,最终未能达成协议。施琅对郑经的顽固态度深为不满,上疏朝廷请战。次年4月,康熙召见施琅,施琅详述武力统一台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康熙仍坚持以抚为主的方针,并裁撤福建水师提督员缺,悉焚战船,次第摧拨海上投诚官兵到外省垦荒,授施琅为内大臣,留置京师,同时“严戍守界,不复以台湾为意”。 　　1669年(康熙八年)6月,康熙在议处鳌拜后,命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入闽,与福建当地官员共议招抚台湾办法,并再次派人赴台与郑经接触。为了打破僵局,康熙在“不登岸”问题上作了让步,允许郑经留住台湾,但郑经仍坚持“比朝鲜”、“不剃发”,甚至表示“若欲削发,至死不易”,此次招抚又以失败告终。 　　1673年(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与靖南王耿精忠勾结,乘机再度进兵大陆,重新占据厦门等地。3年后,耿精忠再次降清。康熙为了集中精力对付吴三桂、尚之信,再次指示负责福建防务的康亲王杰书派人赴厦门招抚郑经,并在“比朝鲜”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提出只需“岁时纳贡”即可,郑经则因实力有所增强,乘清廷急于处理内乱之机,提出沿海诸岛由郑军驻守,精饷由福建供给的新要求。杰书据此向康熙报告:“郑锦(经)无降意”,但康熙却批示道:“郑锦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 　　1678年(康熙十七年),闽浙总督姚启圣先后4次派人劝郑经退回台湾,以澎湖为双方通商之所。郑经则坚持以海澄为双方“往来公所”,致使谈判破裂。此后,姚启圣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政权的官兵甚至平民,取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