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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市场化需纠正 　　 　　政府缺位已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最大羁绊。 　　 　　 学前教育改革制造了新问题 　　 　　《中国改革》：近期，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就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做出如下规定：⒈到2010年昆明市民办学前教育在园（班）人数所占比重达到90%以上。⒉推进股份制合作形式办学；非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可以试行“国有民办”；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可以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可以整体转制为民办学校；实施集团化和规模化办学；完善公办学校改制审批和国有资产评估转让制度。⒊对新建、改扩建的民办学校土地使用实施优惠政策；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新建、扩建民办学校，并对引进市外资金投资办学的人给予奖励；建立对民办学校奖励机制；鼓励教师在公、民办学校之间合理流动；建立全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改制学校的人员管理新机制；民办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待遇；民办学校可自主收费和招生；对委托招收公费学生的民办学校给予补助；切实维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 　　据本刊调查，近期有很多地方向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取经。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学前教育如何改革的讨论。请问专家们如何看待仇和教改事件？ 　　李天顺：昆明对自己的学前教育改革现在作出多种解释版本，也没有否认政府投入。不过，我更赞同浙江的做法。浙江的同志认为，学前教育不能没有公办教师，不能没有公共设施。没有公办教师不可以成为教育。学前教育若完全放给市场，就会形成恶性竞争，失去教育的本来面目，形成幼儿园的设施越来越豪华，教师的工资越来越高，收费也会越来越高。 　　刘焱：仇和是一个改革进取型干部，要做一番事情，总比那些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要好。这次教改的动机，是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不是简单的完全市场化，完全卖光，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到。 　　我从报道和我们了解的情况看，昆明的体制改革是全国幼儿教育改革的缩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折射出十几年来，学前教育所得到的预算内教育财政投入非常少，大概只占到全国教育财政投入的1.3%，而这部分投入并不是中央财政投入，都是地方财政投入。我不倾向于仇和搞的那一套，学前教育应该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冯晓霞：现在，教育领域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现象比较严重。国家放权是对的，但放给地方的自主权，不能违反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七条都规定了国家对学前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2003年国务院13号文件也已经明确提出，公办幼儿园不得以转制的名义中止投入，不得变卖或变相变卖公办幼儿园。但个别地方政府对此置若罔闻，以各种改革名义违抗，而有关部门对此也不追究，使得国家文件形态摆设，缺乏约束力。 　　《中国改革》：总起来看，我们不是要走向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么？ 　　冯晓霞：教育部已经明确指出，教育不能市场化。学前教育的改革方向不应该是市场化，而是社会化，即由原来的部门化、单位化（如企事业单位办园）变成由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当然，通过引进市场机制，吸纳社会资金投向学前教育，突破国家发展学前教育资金不足的瓶颈，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有利于满足不同层面需求，扩大家长的教育选择权，也会提高办园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进取意识。但是，学前教育引入市场机制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首先，加大了教育不公平。昆明市《关于加快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到，因为目前教育收费过高，教育不公平现象严重，所以要加快民办教育发展步伐，这个理由是很难成立的。因为略懂得一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是根本不可能促进教育公平的。因为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市场运作的原则是等价交换，优质优价。私人资本不可能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价而优质的教育服务。低收入人群的子女更可能失去学前教育的机会，最多只能选择哪些收费低廉但根本谈不上教育的“看管式”的不合格托幼机构。这只能加大教育的不公平，甚至使国家力图通过义务教育来促进公平的理想大打折扣。因为大量研究表明，不能接受或接受不同质量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入学开始时起点是不一样的，这种起点不同会对今后的学习产生长久的影响。 　　其次，为迎合市场的需要，科学的教育理念常常被排斥。不能否认的是，作为购买学前教育服务的家长们往往不是专业人员，并不真懂得科学的学前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容易被一些不负责任但蛊惑人心的宣传所诱惑，使得学前教育伪科学、反科学的现象流行。 　　第三，在中国，由于缺乏各种非营利的组织机构和基金会，所以进入幼教市场的民办教育基本是营利性的私人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教师的待遇，包括福利、权益、社会地位难以得到保障。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方，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和公办园中的非公办教师的工资赶不上保姆和农民工，有的地方甚至比当地的救济金多不了多少。这样一来，怎么会有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