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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改革面临的挑战 　　 　　郭树清：1956年出生于内蒙古，1988年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25年。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是转轨经济中最成功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我们当之无愧。但是，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一切来之多么不易，我们究竟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人、农民、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直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无不知道，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并没有结束，经济改革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了如何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问题，并作出了全面的决策和部署。这个事实或多或少也可以说明，中国能够顺利前进并不是偶然的，不是一系列的“碰巧选对”带来的。 　　尽管不能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改革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充分体现发展的要求。我们始终是从发展入手来考虑改革的计划和方案。未来的改革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也首先是通过发展所遇到的挑战提出来的。一当我们来仔细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敢过分乐观。 　　 　　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亟待提高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每年新投入的资金占GDP的比重按现行统计已超过40％，按现行汇率折算达5000亿美元。投入产出的比例还很不理想。综合经济效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结构上来观察，尤其令人担忧。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目前和12年前差不多，为34％左右。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沿海省市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继续提高。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矛盾比较严重。 　　市场的盲目性可能造成一定的危害，对此我们已有实际体验。但是，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地还是因为市场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与我们10年前的设想相比，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从劳动力、土地、资本直到技术和管理，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审查和评估。一些要素市场长期存在着人为的阻隔，许多政府干预并不具有多少积极意义，相反，却造成了影响广泛的市场关系扭曲。为了限制投资盲目性而保留的行政控制，必然地造成了更多更普遍的盲目性和无人负责，而且也体现了最不公平的市场准入管理。国有经济部门并非凭借市场竞争优势和必要的公共服务政策而获取的资源配置中的压倒比例的份额，导致了持久的规模惊人的资源浪费。 　　例如，违反常规地竞相压低土地价格；公然地无视法律法规，把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压制在非正常的低水平；以各种方式套取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巨额资金，等等。不仅不利于微观效益的提高，而且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多年来，各种加工制造业集中于沿海，结构升级缓慢，向内地的转移和扩散很不明显。这一切都可以在工资、租金、利率、汇率以及税收、补贴等等最基本的市场信号和市场参数中找到解释。 　　 　　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认真克服 　　 　　金融体系的状况不仅关系到经济效益问题，而且还决定着经济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首先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采取拖延和等待的办法不仅无助于不良资产的减少，而且还会增加更大的负担。即使假定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25％，在今天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家可支配的经济资源达到很大规模的条件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并不存在严重的限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转变国有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金融业的改革和金融业的开放应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开放，改革很可能会事倍功半。为支持金融改革，必须大力引进管理、技术和人才。此外，金融企业的机制转换，还有赖于政府监管体系的完善和金融调控体系的完善。 　　中国的金融改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这项改革并不仅限于金融业内部，说到底这是一场涉及全社会的改革。创造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普遍的信用缺损问题。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都特别重视产权制度，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产权不是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要由一系列的经济权利与义务关系来界定和保证。所有经济活动场合，都必须有信用的保证，这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如果各种交易都可能发生违约，当事者可以不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法律上规定再严格的产权也毫无意义。直到5年以前，我国的工业企业只有一半的生产是有合同订货的，而这些合同最终被执行的又只有一半。这两个比例现在肯定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依然不会是非常理想的。在信用不健全的经济体系里，如何能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呢？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了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要求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国有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只能在金融业务不断发展的环境下完成。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有利条件。中国的金融业成长潜力十分巨大。大量的中间业务，信贷之外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