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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沈昌文和他的“出版梦” 　　 　　前《读书》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70多岁了，人称“沈公”。尊重他的人说，“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我从念小学开始，始终处于人性扭曲的情况下长大。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 　　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 　　我是1931年9月26日出生的。据说我的家庭曾经很富有。可是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 　　我的祖父大概就在大场一带讨生活。他去世的时间比较早。他在上海是靠开饭馆谋生。饭馆有很多种，他开的那种在上海叫“包饭作”，就是专门给写字间送饭。当时上海有很多洋行、公司、写字楼，里边的工作人员要吃饭。为它们服务的餐饮业就应运而生。我祖父开的饭馆据说是规模比较大的，留下了一些家产。 　　到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就是我和我姐姐。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灵前哭。但是，他长的什么样子，我完全忘了，是靠照片知道他的长相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包饭作”生意就衰败得不行了。家里欠下了很多债。欠多少呢？据说，用我们在开封路的房产抵债都还不够，也就是“资不抵债”。大概就是在1934年，为了逃避债务，我们家就逃亡了。我妈妈抱着我，到宁波；我祖母抱着我姐姐，到了烟台。 　　 　　◆住进了“棚户”区 　　我和妈妈到宁波后，就住在我妈妈的娘家了。这样生活的时候不长。半年不到，我和妈妈、我祖母和姐姐，就统统从烟台和宁波回到了上海。但回不到原来的住宅了，就在我的二姑妈的婆家那里租了一处最蹩脚的房子。上海人把这样的房子叫做“棚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拆掉了这些“棚户”。 　　棚户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住到几个月的时候，木板就开裂了，板跟板之间也不接缝了。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住在棚户里的最大乐趣，就是躺在床上从板缝里看街景，或是一边做功课一边从板缝里看马路上的汽车，很高兴。那时候，家里不让我出去玩，我可以隔着板缝看见马路上的风景，看得很来劲。 　　为了进学校，我改了名字，也改了姓。我本名不叫沈昌文，家里为我起的名字叫沈锦文，我姐姐叫沈佩文。改姓名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为了躲避债主追讨债务。同时，入学的时候，总要有个名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祖母主张我一定要进好学校，要进上海最好的学校。祖母这个主张对我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刚回上海的时候，我进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好像是宁波人办的学校，在学校里都讲宁波话。我能讲很好的宁波话。我妈妈的家在宁波，她认为她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嫁了上海人。她认为上海人不可靠。宁波人可靠。我以后差不多都做宁波人了。 　　宁波的有钱人，家庭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孩子吃苦。家里再有钱，孩子都要去学徒的。就是家里开了店，有现成的产业，孩子也要去学徒。必须吃上三年苦，然后再回家的店里做小老板。对于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的。孩子一定要吃过苦才行。像我父亲那样，一开始就做小老板，在宁波人那里是不可想象的。我父亲没有做过学徒，没有吃过苦，只吃家产，不正经做事，导致坐吃山空，家里负债累累，祖母和妈妈逃亡。 　　祖母和妈妈给我的教育中都经常强调：我们是好人家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进好学校。我们家附近有一所学校是非常有名的，叫北区小学。我的祖母反对我开始进的那个弄堂小学，后来就想办法进了北区小学。 　　 　　◆妈妈为我上好学校付出辛苦 　　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我是假冒有钱人家的，实际上家里穷得要命。我的祖母又给了我一条规矩，或说是家教，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进了好学校，只准跟好学校的同学玩儿，不能跟我家住的那个地方的孩子们玩儿。对那些孩子，我的祖母叫他们是“野蛮小鬼”，不让我沾染他们的不良习气。 　　我住的那个地方，好多孩子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强，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小商贩。我们家没有收入，全靠我祖母和妈妈给人家当保姆。我妈妈整天出去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收入微薄得很。所以，我家住的地方比他们还差。可是我祖母的家教极严，说我们是好人家，不准我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