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树底下发呆三十年的人.docVIP

蹲在树底下发呆三十年的人 　　李晏先生把演员黄磊惊着了两回。第一回是他把《红字》的剧照送给黄磊，黄磊惊讶道：“连这你都拍过？”《红字》是黄磊研究生时的毕业大戏。第二回是黄磊见到《送冰的人来了》剧照，这部戏是他某届学生的毕业大戏。朋友向别人介绍李晏时会说：只要在北京演过的话剧，他都看过、拍过。甚至有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是，没被李晏拍过的话剧等于没演过。2016年他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当戏已成往事》，讲他在这30年里拍戏剧所经历的中国当代戏剧圈的人与事。 　　现实中的李晏与书扉页上的照片给人的感觉有不小的反差。照片上是一个严肃、深沉的艺术家，让观者有明显的距离感；现实中的他又回到了普通人的状态，一个即将53岁的中年男人，国家单位里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1982年高中毕业后，李晏经父亲的一位战友介绍，进了新华社。这位叔叔问他想做什么，他因为爱看书，选择了图书管理员。当时这是一份“各方面都不错”的工作。阅览室是仿照苏联一家图书馆装修的，绿地毯，绿绒墙纸，“非常漂亮。” 　　李晏自己觉得他更像“上一辈的人”，“在一个单位里头工作一辈子”。这30多年里，他的工作内容从未变过：整理报纸，给杂志贴书签，将它们分门别类放到架上。他也不喜欢变化，曾经有过好几次换工作的机会，都被他随手推掉了。业余他也做点剪报，房间里有几大箱，都是他从废弃的报上剪下的关于戏剧的新闻。他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得整整齐齐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愉悦感，所以从不嫌累，也不嫌烦。 　　每天早上到办公室，李晏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他的收音机，调到北京文艺广播。他管理着一间110平方米的阅览室，里面6排书架上放着300多种报纸和杂志。阅览室在一幢二层灰砖墙壁、红色廊柱的小楼里，1913年，这里是中华民国议员们办公的地方。到下班前，收音机一直开着。“也是个响动吧，要不然这屋子里头静悄悄的，挺?}人的。”以前下班后，阅览室里坐满了人。搬到这幢老楼里之后，因为没有座位，阅览室只有每周二、周四两个下午接待借阅的读者―每次也就四五个人而已。一些报纸、杂志停刊了，一些因为实在没有人读，他主动砍掉了。 　　生活里总需要一个消遣。李晏的消遣是看戏，拍现场剧照，一拍就是30多年。黄磊有次对他说：“一个人蹲在?涞紫路⒋簦?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人们可能以为他有病，但如果他坚持30年，就成为一个事件了。” 　　一个坚持蹲在树底下发呆的人。 　　所以李晏有时会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大约五六年前，有次他在剧场里碰见一个女孩，女孩和他打招呼，见他面露迟疑，说，李老师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那谁谁谁啊。听名字他这才想起，这女孩几年前在《暗恋桃花源》剧组里做过三四个月行政助理，给大家安排食宿交通。你不是去澳洲留学了吗？李晏问。什么留学啊，我留学回来都两年了，我都结婚，都生孩子了。“我十年都没有任何变化。有时候挺羡慕别人的，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化。”他看着别人变化。 　　1980年代，刚做图书管理员的李晏还不安分，一门心思想着通过考中戏“找一个好像更接近我想法的职业去做。”他每部新戏必看，看的时候随手拍些照片。1993年，他通过朋友认识了两位戏剧导演：牟森和孟京辉，这之后，他们有戏都找他去拍。他整天和孟京辉混在一起，不是看戏，就是喝酒，饭桌上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更多的戏也因此找到他，请他过去看戏，拍照。他眼看着一个个名字从默默无闻、名气不大到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他拍过姜文的毕业大戏―当然那时根本不会知道姜文是谁，也见过“尚不知名”的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毕业大戏舞台上的陈建斌和羞涩的大二女生袁泉。 　　旁观了太多的“名”，李晏现在觉得“也就那么回事”，“而且你说张三比李四有名，那还有比张三还有名的呢，你要这么去比的话，你就觉得自己越来越绝望，越来越不幸福。”他也见过野心大过才华的年轻人。他对这一类人的痛苦的态度是：活该―“你连把砍柴刀都没有，都没磨好，你还想上山砍柴，那没准儿就被老虎给吃了呗，这很正常。” 　　他也见多了离开。被誉为“中国当代先锋戏剧的代表人物”的牟森在巅峰时期选择了隐退，现在做讲座用的介绍是“曾经的剧场从业人员”。李晏猜测，他的离开有一种可能：他对“人”越来越失望，而戏剧又算什么呢？孟京辉早期代表作品《我爱×××》的编剧和音乐设计黄金罡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年后李晏从朋友处得知，他“一直匿藏于蓉城，靠炒股维生”。有的则彻底告别了人世。关于“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贾宏声，李晏记忆中的是一个画面，一次话剧散场后，他和他打招呼，他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走路像在云中漫步。再后来，他都是在新闻中听说他，主演了一部新电影，主演了一部新话剧，自杀。 　　李晏有时会感到恍惚，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他在书里记下了诸多清晰如昨的私人记忆。某场戏演出结束，参加聚会的何勇喝到兴起时跳上桌子，从这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