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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与巨人同行 　　8月28日上午，在接受《徽商》杂志记者采访的短短两小时间，余荣恒的电话就不曾间断过。“没办法，太忙了”，进入光伏行业五六年间，忙碌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尤其是近日，1GW装机量、共20多个光伏电站项目同期进行，从天津到安徽，再到山东、甘肃、福建……余荣恒事必躬亲，每个电站都要亲自到场监督查看。 　　尽管马不停蹄地奔波着，然而眼前这个穿着素净衬衫、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70后男人依然精神抖擞，性格爽朗且健谈。 　　他透露，今年截至目前天太太阳能光伏工程有限公司总产值已超过30亿元。放眼全国，天太在承建光伏电站业绩上也名列前茅。 　　天太的规模之所以能以空前的高速扩张着，取决于余荣恒对于整个光伏环境敏锐地把握。 　　此前，在欧债危机、美企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诉讼、产能过剩等多重打击下，整个行业遭遇寒冬，江西赛维、无锡尚德等光伏巨头纷纷陷入困顿，但也正因如此，光伏中上游在国内市场得以迅速打开、原材料成本下降，作为光伏产业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成本随之降低，令天太“因祸得福”。 　　余荣恒回忆，最高峰时期，国家补助多达30元/W，而现在建一个电站成本也只有8元左右/W。 　　此外也有国家政策红利的影响。 　　2015年3月16日，国家能源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发的《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通知称，为稳定扩大光伏发电应用市场，2015年下达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1780万千瓦（17.8GW），其中安徽有1GW。 　　仅天太一家光伏工程企业，就承接安徽省逾80%的规模，余荣恒的忙碌在所难免。 　　尽管谈起天太目前的发展态势时，余荣恒难掩心中的兴奋，而他仍然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做起来真的很辛苦。” 　　2012年前后，令余荣恒措手不及的是，整个合肥遭遇“屋顶荒”。当时，合肥能建的屋顶几乎已经被全部规划了，东部闹“屋顶荒”、阳光资源也不充足，他不得不开始把目光转向地面以及阳光充足、地区广袤的西部。 　　即便当下行业形势利好，但余荣恒依然面临难题。 　　首当其冲是土地征用困难。眼下与信义光能合作的光伏电站项目远在天津，“直辖市虽然不限制电站规模指标，但是在用地上却有限制。”余荣恒透露，此次项目总工程量174MW，占地4000亩，上有高压线、下涉及石油、沼泽地、天然气、光缆管道等复杂地势，审批极为复杂。 　　为此，余荣恒在天津一连待了半个月，此前他从未在任何一个电站待过如此长的时间。 　　与阳光电源合作的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也遭遇了征地难题。项目坐落在安徽省肥东县一座水库上，当地有一个居民原本拥有一片鱼塘，每年能够向经营者征收2万元租金。 　　然而令余荣恒感到瞠目的是，他却一次性向天太索要高达1800多万元鱼苗补偿。 　　“每一块土地都存在争议，要么与当地百姓之间，要么与当地政府之间。”余荣恒透露，常规来说，非林地、非农业用地可以用来被使用工业建设，国土资源局规定荒山上占地20%以内的灌木丛可以建光伏电站，30%以内则不能建，同时林业部则规定山上有树木不能砍伐。政策上的矛盾有时令他无法适从。 　　其次是人才的缺失。 　　“懂土建的人不懂机电，懂机电的人不懂土建”已然成为余荣恒口中的人才问题。“中国的企业只要资金和技术能跟得上，根本不怕市场风险。我们现在不缺资金，但在技术上要加强更新。” 　　与此前从“屋面”走向“地面”一样，眼下余荣恒再一次面临转型。“此前做EPC总承包，不仅利润低，而且分布式电站项目施行的是度电补贴制度，企业在电站建设前期的投入需由企业自身完全承担，少则几百万元，多则数亿元。如此下来，我要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 　　基于此，余荣恒准备做减法，只做施工总承包，“一旦没有资金压力，我在已有的资金规模上就可以将业务量做得更大。” 　　当下，国内制造业的低迷令大多数制造企业资金链面临断裂危机，尽管天太并不存在这一问题，但是投资商的资金链状况却能够反噬施工方。 　　余荣恒透露，在天太，投资方拖欠施工款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近年来在选择合作伙伴上他显得异常谨慎，从阳光电源、信义光能到中国华能、华电，无一不是新能源产业中的巨头，“信誉非常好。” 　　未来，政策红利仍在继续，余荣恒自信天太将乘着这股东风也能成为行业巨头。然而，数年来光伏行业的起起伏伏也令其开始意识到政策是把双刃剑。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下称“《计划》”），已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天然气、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 　　在风电方面，未来将重点规划建设酒泉、内蒙古西部、内蒙古东部、冀北、吉林、黑龙江、山东、哈密、江苏等9个大型现代风电基地以及配套送出工程。以南方和中东部地区为重点，大力发展分散式风电，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