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80年代新加坡语文教育政策探究.doc

20世纪50～80年代新加坡语文教育政策探究 　　摘要：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小国，政府的语文政策关乎国内民族平等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东南亚民族主义高涨、土著民族排华、冷战对抗的时代背景下，新加坡脱离殖民统治，走向自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到最后独立建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新加坡的语文教育政策。20世纪50―80年代，新加坡政府以实用主义为原则，根据内外局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语文政策，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双语教育格局。 关键词：新加坡；语文；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143-06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又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多种族、多语文并存的多元社会。这决定了政府的语文政策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和教育学概念，而是国家系统工程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实现自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退出马来西亚建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政府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调整语文教育政策，逐渐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双语教育制度，奠定了今天以英语为共同语文，华语、马来语以及泰米尔语等各民族语文并存的局面。 一、自治前的新加坡语文教育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口，由新加坡岛及周围的小岛组成，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填海造地前的面积约600平方公里。①北面有柔佛海峡与马来半岛紧邻，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新加坡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移民史。自1819年英国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以来，实行自由港政策，广招各地移民开发，大量的华人、印度人来到这里。1836年，华人人口已达1.37万人，超过该岛原住民马来人成为新加坡的第一大民族。1921年，新加坡人口达到41.8万人时，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比例为75.3%、12.8%、7.7%；②20世纪30年代殖民当局下令禁止大规模的移民进入后，这一人口比例被大致固定下来。自治初期新加坡人口已达165万人（1960年）。③ 由于英国传统的自由经济政策，殖民当局对教育等社会事务并未做太多干预。在当地有买办阶层可利用的情况下，当局在教育问题上少有作为。多数移民也以侨居的心态，只把新加坡当作暂时的谋生之地，没有扎根当地的打算。移民子女早期在私塾，后来到各自的民族学校就学，只有部分家庭将子女送到英语学校读书，逐渐形成了华语、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等多种语文源流学校的局面。政府开办的英语学校不教授民族语文，而民族学校以本民族语为教学媒介语，或不开设英语课程，或英语教育质量低下。各源流学校各行其是，各族都只有少数人能通晓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难以沟通。同一民族学生又因分别进入英校和本民族学校，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语文群体。二战之前，殖民当局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也乐见这种可“分而治之”的格局。 战后兴起的反殖民运动，尤其是马共的武装反殖民运动，使殖民当局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通过教育向殖民地人民灌输对英国效忠的思想。当局加大了英语学校的规模，吸引其他民族学生到英校就读。1948年推出的《十年教育计划》是首次在该地区提出实施双语教育的主张，要求民族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教授英语，废除之前只允许讲英语家庭子女就读英校的规定，各族学生均可进英校读书。1950年推出的《五年补充计划》和《学校注册条例》，采取降低学费和为非英语源流学生转入英校开设特别课程等手段，吸引其他源流的学生进入英校。1951年，以牛津大学社会科主任巴恩为主席的委员会提交的《马来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即《巴恩报告书》），主张以国民学校取代方言学校，只教授英语和马来语 。同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邀请教育家方威廉博士和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领导的委员会调查联合邦的教育问题，提出的报告书（即《方吴报告书》）建议：马来人和印度人学习双语，而华人则要学习三门语文（华文、英文和马来语文）。1953年，政府发表《华文学校――双语教育与增加津贴金》的教育白皮书，以增加津贴金为条件，实施双语教育，突出英文教育，限制华文教育。1954年殖民地政府制定《学校注册（修正）法案》，加紧管制华校，扩充英语教育，鼓励民族学校的学生转入英校。 英国以英语教育消灭母语教育的政策遭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反对。但殖民地语文繁杂，缺乏一门各民族能接受的共同语文成为殖民地人民建立新国家的严重障碍。当时的新马地区各族人民“南腔北调，各说各话”（a Tower of Babel），像“水族馆里的不同种类的鱼”，看似在一起但却彼此孤立，不能往来。李光耀指出，“我们成为一个民族， 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先决条件――共同语文、共同的忠心和共同的心理特征――来导致我们大家都期望的团结”。[1]（P137）如何建立共同的语文成为建立一个新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新加坡从1955年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