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中忧患意识.doc

中国古代史学中忧患意识 　　【摘 要】忧患意识是对历史盛衰的辩证认识。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体现出史学家对社会的理解，对历史发展走向的思考，对历史盛衰认识的辩证的清醒意识，同时又是一种责任感。 【关键词】史学家；史学；忧患意识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体现出史学家对社会的理解，对历史发展走向的思考，对历史盛衰认识的辩证的清醒意识，同时又是一种责任感。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朝代、国家、天下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这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也是史学中人文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往往和现实认识联系起来，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史家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 先秦的经籍中充满忧患意识。《尚书》是一部忧患意识的教科书，三代的历史表明人君治理好社稷，一条重要道理即“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即殷鉴史观，忧患意识是殷鉴史观的核心。正如《酒诰》中说的“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岂可不大监于抚于时”。这样疏通知远，意在要保持忧世治世的观念，要行德政，要保民。《春秋》也是一部忧世的有为之作，它产生的社会效应是确切无疑的。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反应出孔子作《春秋》时的忧患意识。 《尚书》的殷鉴与稽古观念结合在一起，力图从前代衰亡中，寻找盛衰之故，体现出忧世之心。汉代司马迁把忧患意识凝合在《史记》中，以《易》的通变思想分析历史的变化，提出“见盛观衰”的问题，这是史家对历史的有意义的思维。他是从盛衰辩证联结上提出问题的。《周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穷”是说事物到一定的阶段，变是一种必然。司马迁的论述和《周易》的思想是一致的：事物发展到了“盛”、“穷”的地步，就会产生阶段性的变化。人事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到达“敝”的境地，必然要变。事物变则通，社会也只有在“承敝”之时进行“变”，方能顺应自然。司马迁用他的宇宙观分析历史上的变动，得出历史必变的结论，也是其忧世意识的具体体现。司马迁把历史盛衰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他强调要从终始完整的历程去认识历史。《太史公自序》说，他著史是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 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时候，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种种忧虑。我们读《史记“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的深深忧虑。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社会变化，所以发出了“物极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 唐代史学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似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同时也敏感的察觉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趋势。所以，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贞观政要》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反映出这位为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辽、金、元、清四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认真披览。 在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正史是在唐初修成，前后不过三十年。其修史大旨，是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在中国史学史上，正史之修成为朝廷举措，并且形成制度，应该说始于唐朝。所以，正史之修是内在的要求，是力图要人君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史为鉴。 贞观三年（629），李世民开始大规模修史，令德菜与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修隋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令狐德菜奏引崔仁师佐修周史，并总知类会诸史，十年书成。二十年，修晋书，房玄龄等三人为监修，参修者一十八人。唐太宗为《晋书》写的史论，强调要居安思危，借鉴历史兴亡，这也是魏徵史论中的主要观点。李百药与其父李德林同为史家，李百药深谙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所以，这一代的人君、名臣、史家，他们总结历史，其历史思想非常鲜明。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历史总结。从西晋到隋亡，这三百五十多年，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期，汉民族经历了新的组合，朝代更迭频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它给一代帝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唐政权，迫切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维持统治的借鉴，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 而两宋时期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传统的影响，也有时代情势的激发，所以显得十分突出。北宋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境界。“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