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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自治举措 　　【摘 要】民办院校更多自主权的放开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同时存在着很多的危机。人才培养需要理性的思想指导和文明的价值观引导，自主权的放开需要消除教育系统中存在的危机，需要自治，来恢复教育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本文就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中的问题出发，从“人才培养机制的去沼泽化、通或专、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与经济利益保持适度的弹性空间、艺术设计专业建设是否真正需要特色”等四个方面以小窥大，从而有效提升民办教育质量，促进教育繁荣发展。 【关键词】自治；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教育具有特定的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但是教育的特定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国家对民办性质院校愈来愈支持的政策下，民办高职院校在“办学自主权”的法律规定，将有更多“自主权”来进行体制内“自治”创新改革。我国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已进入泛化时期，内外部矛盾不断地暴露与激化，教育重视数量而非质量，导致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不能有效合理发展，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下，我们要做的是“自治”而非“被调控”。那么何为“自治”，如何“自治”呢？ 一、何为“自治” “自治”在教育当中可以用“自主治学”来表达，主要就是解决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问题。“自治”教育下，无论学校与社会发生怎样的关系，它首先是一个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美国最高法院所阐述了自治主张为“高等教育的人物即在于提供一个最有益于思维、实验和创造的环境，那是一个可以达成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在学术的基础上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谁来学的环境。”在我国民办高职院校与政府之间还未完全达到具有独立的实体和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法》等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以及自主办学的若干内容。也就是说大多民办高职院校在我国的支持政策下并没有真正放开手脚勇于“自治”。那么在现存条件下该从哪些方面“自治”呢？笔者就我国民办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关于“自治”的创新性策略略举一二。 二、如何“自治” “自治”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项具体的制度。除了教师学者所应有的“学术自由”权利之外，笔者根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在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的范围内试提出一些“自治”创新的改革策略。 1、人才培养机制的“去沼泽化” 当前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培养机制的“沼泽化”是艺术设计专业生态链最严重的病态①。这些病态侵入并支配着其意识形态，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艺术精神，也瓦解着民族精神。艺术设计人才多但落后，教育的失败，其根本并不在政府不重视，而在于体制的落后、僵化、死板。从苏联高教模式类的“工业产品式人才”，到换汤不换药的应试教育的“天之骄子”，再到现在到处讲特色的“后现代的拼贴”。“象牙塔”变成了如高中般死板、空洞说教的“思想监狱”，变成了如大学世俗功利化的“社会预科班”，成绩已经不能说明一个人艺术设计素养的水平。本人认为，改革最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去行政体系的教育管理体制 “学校不是党政机关、不是企业单位，而是教育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性事业组织”――朱九思。长期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运行，教育管理成为了国家行政体制的翻版。在国内外教育做的比较好的艺术类科研机构，决策层大都是一些科研、学术、专业高层式人才，很奇怪在我我国很多院校却无实际决策性权利，认为他们就是搞搞研究而已，成为行政者追逐权利的棋子。“这种意识的发展，便是人们普遍地漠视教育本性，对教育事业不负责任，滋生雇佣感和无奈感”。[1]萨维尼曾说“大学的本质在于将学术的严肃、对学术的热爱传达给愿意接纳的学生，启发与滋养他们的慧命。”若决策者非专业人士，他的思维中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文化目标、独特原则和活动规律的专门性事业，是需要遵循其专门的活动规律的。从理论上讲，学校是自由开放、思想相对独立的教育组织，教师而非行政系统的职员。艺术类教育更是具有有机文化的生命土壤，长期的接受功利主义、实用的思维模式教育，会不知不觉的陷入形式主义的应酬圈里，成为行政权力场。本人认为去除深层根源行政性质的领导制度是彻底改革的一种方法。其实在集团化办学中校长类似市场企业的CEO性质的民办院校改革起来更容易，并且在中国教育史上会有开创意义。 （2）去“量化”科研评定制度 政策具有导向作用，每一项政策的出台相信都经过决策层的深思熟虑。但这个政策不是数字量化，对于创新性人才的研究和实践应该如何界定？“出成果”和“出人才”哪个重要？成果是量化定制，具有经费奖励，人才是软性指标，更应该保护性奖励。“量化曾经被称为是最成功的管理手段，但对学术、教育领域而言，量化并不科学。”――刘新成。量化看重的是量，而非质，而学术要的是质。其实，像我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