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动对能值生态足迹影响.doc

产业结构变动对能值生态足迹影响 　　摘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利用1990-2011年吉林省能值生态足迹数据，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探讨吉林省三大产业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三次产业发展对能值生态足迹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长期看，第一、第二产业与能值生态足迹正相关，而第三产业为负相关，且能值生态足迹与第三产业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关键词：产业结构 能值生态足迹 VECM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地区资源短缺和生态承载力不断下降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环境和经济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生态环境的瓶颈效应极其突出。因此，探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增长中生态的制约作用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现代社会，产业结构是联系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一方面，产业结构是各种经济投入的“资源转换器”；另一方面，它又是各种“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控制体”[1]。因此，从产业结构入手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一条新思路。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之一，资源依赖型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当前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标准 是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低于15%，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高于45%。吉林省2012年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11.8：53.4：34.8。这表明吉林省产业结构总体上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产业结构单一，劳动生产率低，第二产业相对比重过高， 而第三产业相对比重过低。因此，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角度出发，合理地开发资源、有效地利用资源，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将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相关文献回顾 生态足迹模型作为一种判别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消耗状况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程度的重要方法[2-3]，自1992年提出以后便备受人们关注。在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定量研究中，国内许多学者尝试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环境库兹尼茨（EKC）曲线以及脱钩方法等模型与方法进行了相关研究。何蓓蓓和梅艳（2009）通过构建生态足迹与经济结构变量的计量模型，对江苏省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江苏省的资源消耗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4]。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足迹模型无法反映未来的可持续趋势等不足逐渐显现出来。为此，张志强等（2005）提出了基于能值分析理论的生态足迹改进模型――能值生态足迹（ Emergetic Ecological Footprint， EEF）模型[5]。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相比，能值改进模型充分考虑了沙漠，冰川等的生态足迹， 同时采用能值转换率、能值密度等更稳定的指标，克服了传统生态足迹模型的缺陷，更能反映区域特征。因此，选取能值生态足迹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更为合理。刘洋（2013）选取北京市的能值数据[6]，李晓刚（2013）利用商洛市的时间序列数据[7]，赵德芳（2013）利用西安市的数据[8]。此外，王志杰和高洁（2013）把能值生态足迹模型从省市延伸到了区域的研究，他们通过对我国三大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及西南地区）10年的能值生态足迹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能值生态足迹与区域产业结构等存在着相关性，发展水平差异引起部分地区对自然资源消耗的差异，发展水平相近区域又以产业结构影响生态赤字[9]。 产业结构是现代社会联系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10]，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大部分都包含在产业结构变化范畴内，产业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所以，国内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结构变动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上，刘建兴等（2007）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我国三大产业生态足迹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各产业均需要控制其生态足迹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优先顺序依次为第一、二、三产业[11]。在地区层面上，杨小燕等（2013）研究了云南省三大产业变动对生态足迹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三大产业发展对生态足迹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且三大产业与生态足迹正相关，但长期来看，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区域生态足迹[12]。但是，国内学者还没有针对产业结构变动对能值生态足迹的影响进行计量的实证分析，从而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仅是基于传统的生态足迹进行相关检验。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1990-2011年吉林省能值生态足迹数据作为资源环境的代表，综合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