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光照耀下《地下九千尺》.doc

人性之光照耀下《地下九千尺》 　　龚 频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事业的重心逐渐从单调、严肃的文学文本享有话语权利发生转变，追求视觉刺激和情感冲击的审美取向开始主导人们的思维，一部分读者在这一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开始确立全新的审美观。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得笔者意识到，“在满足娱乐消遣的直接目的的同时，以更加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特定时期的历史，发掘人类文化的不完善性”[1]。余文飞创作的小说《地下九千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向读者展示了人生社会发展中的一幕悲剧，使我们意识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底层劳动者给予人性关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地下九千尺”下存在的探索 “人类自从步入文明时期就开始了对自身存在的必然性的探索， 开始了对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的寻觅。在一定程度上人生就是在不断追求无法满足的欲望中承受痛苦，在用悲剧结束一切的思想意识中备受束缚，同时以某种形式将个人的悲剧扩大成为民族的悲剧，长时期的延续，供后人借鉴。”[1]小说《地下九千尺》为读者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特殊时代的故事，挣扎在生存与死亡边缘的矿工们遭受着非人的磨难。这是一个关于人类苦难史的讲述，在作者的讲述中渗透着人类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 对自我存在的探索是人类社会的终极问题，似乎永远都找寻不到唯一的、标准的答案。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的思考往往能从特定角度、特定层面接近问题的终极意义。就呈现在笔者面前的小说《地下九千尺》而言，水花嫂、长发、三鬼等人都不过是作者借以表达自我思考的符号而已。他们或许是生活在“明宣德四年仲春”的一群苦难劳工，他们或许是挣扎于现实与虚幻迷茫之间的普通劳动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不断地上演着，似乎从来就不曾停止过。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民众的苦难叙事，读者被他们的呻吟所打动。不能尽情呼喊是莫大的痛苦，不能尽情放歌是莫大的悲哀。对于游走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的人们而言，隐藏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对于下到“地下九千尺”的恐惧更是早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头脑中。自人类社会摆脱原始的蛮荒时代，进入到根据掌控的社会资源划分等级的阶级社会，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就经受着来自于多方面的统治。他们的人生无疑是痛苦的，他们的生活无疑是悲惨的，他们的未来无疑是黯淡的。 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了解到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可以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价值诉求。在小说所描绘的这些人身上，他们的内心诉求被不断压制，最终只剩下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即便如此，所谓的生理需求也仅仅是能够实现果腹而已，无法完成他们作为男人的存在意义；所谓的安全需求更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安慰，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完全取决于上天的安排和命运的眷顾。 小说《地下九千尺》中对于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苦难没有过多去追问发生的机理。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似乎没有太多的需求，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奉献自己的生命，为了从硐长的手中获得那少得可怜的报酬而艰难地挣扎着。他们将自己的肉体和精神都奉献给了埋藏在“地下九千尺”的宝藏。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在地下或地上，他们都无法摆脱自己悲惨的命运，但这并不阻碍他们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在这种探索中收获的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存在。当所有的人从水花嫂的身上探索到了自己作为男人的存在价值时，长发却在水花嫂的身上找寻到了给予的成就感。 二、恐惧和痛苦的人生抉择 物质的匮乏是直接导致小说中硐工经受巨大灾难的原因，这一切并不仅仅发生在他们身上，几乎所有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都面临着恐惧与痛苦的人生抉择。这一切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期开始的“五四”运动，“五四以来的苦难叙事，一直是一种整体性和集体性存在意识的写作，现实主义原则是苦难叙事不可逾越的规则，民族国家的政治性、集体性的苦难记忆成为其书写的主要内容。苦难意识的意识形态化、社会思想的一体化、苦难叙事的格式化是其主要特征。”[2] 透过小说《地下九千尺》的文本，笔者发现作者延续了“五四”以来“苦难叙事”的文学创作传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不曾留下姓名的普通硐工。他们或许来自于五湖四海，他们或许曾风光无限，但时下的他们都只不过是在硐上讨生活的硐工。在硐长的眼中，他们与其他的劳动工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可以随意地处置硐工而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 随着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展开，笔者在作者的引领之下开始进入“地下九千尺”。在感受只有他们能够经历的生活的同时，看到了一次又一次人性的挣扎。为了生存，曾经的朋友和恩人可以被抛弃；为了生存，曾经的记忆和幸福可以被遗忘。对于这些时刻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硐工而言，每次下到“地下九千尺”的特殊经历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但他们却无法抗拒这样的命运；对于这些经受着肉体折磨的硐工而言，每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