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规模短期和长期行政效率探究.doc

公共支出规模短期和长期行政效率探究 内容摘要：我国经济总量名义GDP于2010年达到397983亿元（合约58786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2012年中国财政支出规模达到12.6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我们经常会听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行更加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而这样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数量巨大的公共支出规模。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共支出规模，这种支出是否是有效率的呢？本文试图证明在公共支出规模与行政效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短期随着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行政效率会先上升，长期来看，当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行政效率将不再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 关键词：公共支出规模 行政效率 短期与长期 引言 公共支出，即公共财政的支出，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所安排的支出，公共支出可以确保国家职能的履行和政府发挥经济作用。一般按照与市场关系的分类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本文研究的角度是从政府行政效率的角度来考虑，故采用政府职能分类方式，侧重于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方面的支出。 现有的关于公共支出的影响的研究，直接从支出效率着手，考查不同指标、运用不同模型测算支出效率。主要的测度角度有产出角度：公平产出（刘穷志，2007）经济增长（刘勇政，冯海波，2011）；横向对比的角度：区域经济之间（汪博兴，2009），区域竞争机制（邓毅，2001）主要研究方法有：DEA超效率模型（刘彦军，2013；王德祥，张权，2013），随机前沿模型（张权，王德祥，2013），两阶段数据包络模型（郭小东，章力，2009）。这些研究的核心是公共支出的结构、方向、是否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样一个测度角度本身就忽略了一个成本的问题，如果经济的确增长了，但是却是利用巨额的财政支出换来的，那么这样的结果本身就不符合经济学中最小的产出获得最大的利益的要求。因此，我们试图寻找到公共支出规模与行政效率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测度出达到某一最优行政效率需要且仅仅需要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即为了保证行政效率，我们所需要的最优规模的公共支出。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关于公共支出与行政效率的关系的研究，因此提出这样一个倒U型关系的猜想。这一猜想来自拉弗曲线的想法，即政府取得同样规模的财政收入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税率水平获得，一个是轻税负型：较低的税率和较宽的税基；另外一个则是重税负型：较高的税率和较窄的税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达到某一行政职能目标需要公共支出，而这一公共支出的水平也存在两种状况：一种是较小规模的支出和较高的行政效率组合；另外一种则是较高的公共支出规模和较低的行政效率组合。公共支出是政府行为，而行为的结果则通过行政效率体现出来。政府行为的强弱表现为公共支出的规模，行政效率的高低与公共支出规模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关于行政效率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比较权威和系统的指标，本文则通过不同角度的阐释力图找到一个较为合意的指标来衡量行政效率。最终通过构建的指标，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二者倒U型关系是否存在，进一步模拟测算出倒U型拐点的出现条件。 我国公共支出概述 一般意义上的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大致有以下一些观点，亚当?斯密从“廉价政府”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经费具有非生产性，应当限制公共支出规模。瓦格纳则认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凯恩斯认为达到充分就业的满足有效需求的公共支出规模是合理的，萨缪尔森的规范分析方法从边际替代率的角度分析了合理的公共品供给，间接地分析了合理的公共支出规模由居民消费偏好来确定。马克思的理论并未专门分析合理的公共支出规模，但是从其思想中可以体现出合理的公共支出规模与社会再生产拥有相适应的比例。 现有的关于合理公共支出规模的研究大致分为生产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孙锦，2012）需求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增长的驱动与制约（郭锦绣，高希武，2010）；国家职能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规模的“瓦格纳法则”适用性（郭希林，2005）。因为公共支出的效率具有不确定性，各个国家之间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没有一个比较合意的公共支出规模的判断标准，而事实上这样一个标准是否具有实际意义也受到国家预算政策的影响。 首先我们对中国的公共支出规模的现状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从绝对规模，增长趋势，增长速度（同比增长），相对规模（占GDP比重），横向对比（美国）。见图1、图2、图3、图4、图5。 在不考虑物价变动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公共支出规模呈现出指数函数的增长趋势（见图1）。直观地表明公共支出的规模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在1990-2000年10年间的增长比较平稳，2002年以后的增长速度则呈现出加快增长的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