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进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建议.doc

关于改进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建议 自2002年中共中央在安徽省开展粮食直接补贴试点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以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收入补贴，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能繁母猪饲养补贴等为主的专项生产性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相结合的综合性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其中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四大补贴”投入额度由2004年的145.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49亿元，增幅超过10倍。 补贴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稳定了粮食生产。201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1951.4千公顷（167927.1万亩），比2012年增加746.8千公顷（1120.2万亩），增长0.7%。全国粮食总产量60193.5万吨（12038.7亿斤），比2012年增加1235.6万吨（247.1亿斤），增长2.1%。二是促进了规模化生产。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带动下，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从人畜力作业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有效推进了农业生产由零散、低效的小户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经营快速转变。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已成为粮食生产经营的骨干力量，种了全国1/10多的地，产出了1/5多的粮食。三是加快了新品种推广应用，良种覆盖率提高。至2011年，全国主要粮食品种良种覆盖率达到96%以上，亩产首次达700斤以上，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80.5%。四是增加了农户种粮收入。补贴成为种粮农民尤其是种粮大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农民传达了国家扶持农业、重视农业的积极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户种粮的信心。 现有补贴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粮食补贴标准低，生产成本高涨，政策补贴激励效应日渐降低。受农资价格持续上升、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物流运输作业成本增加等影响，粮食生产成本一直呈快速上升态势，涨幅及金额已远远超过了农业补贴金额和增幅。以广东省种植稻谷为例，2013年早晚稻成本每亩分别为1206.95元和1323元，与此同时，广东“三大补贴”（不包括地级市及以下补贴）2013年为每亩112元，落后于成本增幅，亩补贴绝对额度不及总成本的1/10。二是补贴实施行政成本高，基层配套工作经费少，政策落实难度大。我国种粮仍以中小农户为主，种粮补贴政策面向所有种粮农民，种粮补贴面积核实工作量巨大。另一方面，各项补贴政策的标准、对象、范围、补贴发放方式和发放时间不统一，每一项补贴政策都要经过相应的操作程序，落实过程中需要申报、统计汇总、公示等一系列操作步骤，补贴资金发放还需要兑付、建档立册等工作环节，操作程序复杂，行政运作成本高，政策落实的难度相当大。三是补贴的政策目标不清晰。现行“四大补贴”属于“普惠制”，很多地方选择按照税改面积或承包耕地面积进行补贴，“有地者有补贴”，粮食补贴与是否种粮脱钩，并不能起到鼓励种粮的作用。同时，一部分农户认为，土地不流转可以享受各级种粮补贴，流转后可能会失去土地承包相关权益，因此宁愿粗放式种粮，甚至撂荒，也不愿流转给种粮大户。而由于扩大种植面积的农户补贴未相应增多，也不利于激励种粮农民特别是种粮大户的积极性。四是宣传不到位，监督监管难到位。由于补贴种类多，补贴范围存在交叉、重叠现象，补贴发放方式多种多样，补贴标准各不相同，每年政策又时有变化，多数农民对政策知晓不全面，不能判断到手的补贴种类是否齐全、金额是否足够、是否按照实际情况发放，致使监督体系中最需要的群众监督严重缺失。主管部门也无力逐户核实作物种植情况和种植面积，各地少补、错补、骗补等违规情况时有发生。 为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我们建议： 一、将地方财政涉农补贴与地区粮食状况挂钩 以地方农田保有量、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或者粮食自给率的变化水平，确定该地区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比例，避免经济强省“重经济轻农业”的态势蔓延。取消产粮大县和县以下、部分减免产粮大市的种粮项目配套资金，解决种粮越多财政支出越多的矛盾，消除农业大省、大市、大县的顾虑，从而安心抓粮食生产。加大对粮食生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参照中央对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建立中央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办法，缩小粮区市县财政收支缺口。进一步加大产粮大县奖励力度，中共中央涉农增量资金进一步向粮区倾斜，逐步实现粮区市县地方财政收支达到或者超过全国市县平均水平。落实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经费。增加基层业务部门的工作经费，并适当配备电脑、统计软件等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用于完成村、镇开展入户调查、统计审核、清册登记、数据录入和复核等相关工作，尽量确保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着力提升各种补贴对种粮的激励效应 农资综合补贴应尽快实现补贴与种植面积挂钩，改变目前“按地补贴”的做法，确保与政策对发展粮食生产的激励目标相一致；实施补贴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