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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汉书·艺文志》探究专书综述 　　摘 要：《汉书 关键词：《汉书 历代研究 专书综述 一、《汉书 东汉班固依刘歆《七略》体例编纂《汉书 班固遵循《七略》的图书六分法，在《汉志》中删除了《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并将辑略中的大小序作了删简分列于六略38种之后，同时删去《七略》中的解题，只存书目。《汉志》对《七略》中重复著录和归类错误的图书加以改正，增补了西汉末年《七略》未收的扬雄、杜林、刘向等人的部分著作。《七略》虽亡，幸有《汉志》的保留，使后世还可知其概貌。 二、东汉至隋唐时期 对《汉志》的研究始于给《汉书》作注。《汉志》是《汉书》十志之一，自《汉书》问世以来就受到广泛的重视，但《汉书》字义深奥，极为难读，因此给《汉书》作注就显得非常重要。《后汉书“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 在现存的《汉书》古注中，服虔、应劭两家应为最初的注解家。此后给《汉书》作注的人更多，如伏俨、刘德、如淳、张揖、孟康、苏林、晋灼、臣瓒等人，虽然他们的注解现在大多已亡佚，但他们开创了给《汉书》注解的风尚，为后来颜师古的《汉书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颜师古的《汉书注》是唐代注解《汉书》的集大成之作，他征引前人注解之作，增删补缀，融会贯通。颜师古对《汉志》的注解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辨证谬说，删除讹误，对旧注进行补充完善。如：“《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颜师古注曰：“苏林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及刘向《别录》。” （2）对疑难字词进行训诂解释。如“诸子之言纷然?乱”，颜注曰：“?，杂也。”（3）对《汉志》体例进行说明。如“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班固自注“入刘向《稽疑》一篇”，颜注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 颜师古对于《汉志》的注解内容以释名物、注音义为主，这为后世扫清《汉志》阅读障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清人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评价说：“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显，卓然号为功臣。” 而陈国庆认为颜注《汉志》虽精于训诂，但却不注重学术流派的传承。这说明颜师古疏略了《汉志》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颜注的主要目的是给《汉书》作注，因此对于《汉书》著录的其他特点没有深刻剖析，比如古籍亡佚情况等，这是其缺陷所在，也是时代使然。但这都没有阻碍颜注《汉志》成为后世通行版本，足以证明颜注《汉志》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宋元明时期 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是研究《汉志》最早的专著，此外，郑樵《通志 王应麟因颜师古注解《汉志》颇为省易，仅对书中姓名、时代、音义和若干名物进行注解，而考证甚少，且多有错讹之处，所以他仿照《经典释文》之例，首先摘录《汉志》语句，下列古书加以考证，如《汉志》“朕甚闵焉”，王应麟注曰：“《孝武纪》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刘歆书又云书缺简脱。”王应麟考证以经书为主，同时缺少辨伪，这是其瑕疵之处，“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亦限于时风众势，遂致所考汉人传经源流，未能明晰”。但作为注疏《汉志》的有力之作，其价值不可低估，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元、明两代的学者对《汉志》的研究不多，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偶有涉及，但论述寥寥。 四、清代对《汉书 随着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考据之风大盛，目录学乃至《汉志》受到清代学者高度重视，金榜甚至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整个清代研究《汉志》的学者很多，如章学诚、齐召南、王念孙、沈钦韩、周寿昌、朱一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学识研究《汉志》，使《汉志》在学术上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王先谦《汉书补注》是清代研究《汉书》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继颜师古注《汉书》之后又一次注释《汉书》的集大成之作。王先谦在补注《汉书的注解，根据不同的版本对比匡讹。其注释体例为：首列《汉志》原文于上，次列颜师古注，再将自己的补注列于下，以“补注”二字标示新注。但是，由于假借众人之说而创见不多，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王先生之缺点，是各注家之精华，如钱大昭，周寿昌诸人，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 章学诚则在《校雠通义》中对《汉志》的分类编排体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章学诚认为“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于是提出了“互著说”、“别裁说”。同时章学诚提出：“善法是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校雠通义》中对《汉志》研究的单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