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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朴学和中国诗学方法转变 　　[摘要]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关键词] 朴学；诗学；考据法；点悟式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1―0102―06 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深刻地影响着清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朴学”之名，初见于《汉书“汉学”，亦称“朴学”。清初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为其不祧之宗，他们力矫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倡导征实、博学的新风，以朴实、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相尚。 朴学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治学精神和方法。其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治学方法是“无征不信”。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研究法”[1]（P12），胡适也为这样一种“严格的、精确的”方法心折，称18、19世纪为“考据的时代”[2]（P570），“一种新精神、新方法带来的学术复兴的新时代”[2]（P571）。风气所及，几乎所有学者都用此方法来做研究，诗论家们在谈诗论文时，也一定程度地借鉴了它，使清代诗论较从前有了一大转关，即更具实证性、专门性、系统性，因而也更具学术性。当批评家们把文学批评不再视作“闲谈”之资，而是作为专门名家之学时，朴学的精神和方法就深深浸透其中了。 一清代诗学之考据法 清代考据法的开山鼻祖顾炎武，不仅创辟了考据的步骤程式，而且给它注入了新锐之精神。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法盛行于全学界，达到顶峰状态。考据法具体而言指：“凡立一意，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1]（ P47） 可见考据法是一种颇为严格、精密的研究方法，包含有举证、分析、推理诸过程。清代朴学家守此方法甚严，且功夫用得极深。他们立论时，大规模搜集材料证据，以求结论的正确可靠，如顾炎武为考证“服”字的古韵，在《诗本音》中举证三十二条，在《唐韵正》里搜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朴学之求实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清以前也有一些诗论诗话偶涉考证，如吴聿的《观林诗话》、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等，严羽之《沧浪诗话》中也专列“考证”一节。但至清代，因受朴学影响，考据法才形成规制，并被广泛运用于诗歌批评之中。 清代诗学考据法之衍变，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清初诗学之考证法 清初诗论之考证法，尚处于发轫阶段。引证材料有限，或者不确，但考证辨伪的风气已开。毛先舒《诗辨坻》中考证《素》、《文木》等赋非汉西京之调。其步骤如下：首先质疑，从风格上讲，诸赋多艳语，似六朝人之伪拟。然后举证，指明班固《汉书 明末清初人徐世溥《榆溪诗话》对历代诗作多有辨证，如考证《胡笳十八拍》的真伪、使事之始等问题。吴景旭《历代诗话》共八十卷，分十集，内容极丰富驳杂。全书重在考订名物，诠释字句，约计千余条，每条皆杂采各书考证，或辨旧说之非，或参其异同，或补其所遗。清初施闰章《蠖斋诗话》，考证《惶恐滩》、《石壕吏》之误字诸条，见解新颖独到。此书有不少内容是考证诗歌用事用字的正误得失，但不够严谨和准确，有一些失考之处。清初诗论大家王士祯的著作被后人分类整理成《带经堂诗话》共三十卷，其中有八卷为考证类，典制、名物、音训、字义、句意、用事皆在其列。 （二）清中叶诗学之考证法 诗学著作中的考证法极盛于清中叶。其原因，一为考据学此时正如日中天，统领全学界，诗论家们亦趋此时尚。一为大批学者开始直接参与诗歌批评、诗学探讨，带来了精纯和规范的考据法。因而，无论是学者还是纯文人，无论是极重考据的肌理派，还是于考据颇有微词的性灵派，都能不同程度地运用此一方法。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偏于征实的诗学力作，其考证较之清初已显得更为细致、审慎，但仍可明显地分为两类：一为学者兼诗论家的考证，一为纯文人的考证。我们看下面两则诗学著作中的考证，其一选自沈德潜的《说诗?语》，其二选自洪亮吉的《北江诗话》。 沈德潜考证“仓皇”一词始于何时 沈德潜：《说诗?语》卷下之九十二条。 例证一：少陵之诗：“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黄。” 例证二：少陵之诗：“苍黄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例证三：柳州之诗：“苍黄已驱逐，谁识死与生？” 例证四：柳州之诗：“数州之犬，苍黄吠噬。” 分析推理：唐人将“仓卒皇遽”省作“仓皇”。 归纳综合之一：唐诗无“仓皇”。 例证五：宋欧阳修《伶官传》云：“仓皇东出”，始见“仓皇”。 归纳综合结论之二：“仓皇”一词始于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