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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关中李念慈诗论时代精神 　　[摘要]李念慈为清代关中诗人，其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论如“诗本性情”、“文以明道”、“江山之助”、“诗穷而工”等许多优秀思想，并将其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清初文艺思潮紧密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他不但重视作家的人格修养，而且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价值，有着积极的用世精神。其诗歌理论兼容并包，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在清初诗论中独具特色，值得学界重视。 [关键词]李念慈；诗本性情；文以明道；江山之助；诗穷而工 清初关中人文之兴盛、诗歌创作之繁盛名闻海内，“三秦诗派”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三秦诗派”作家众多，成就突出，以质朴劲健的“秦风”特征闻名于时。其诗学理论也颇与江南、山左等地不同，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蒋寅先生认为在清初天下至少形成三个地域性的诗学分区：江南诗学、山东诗学和关中诗学。他还指出关中诗学不同于江南、山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清初关中诗学有着强烈的道德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明代格调派的观念，注重诗法和诗律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绩。李念慈（1628―1699）为清初陕西泾阳人，关中学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仕宦南北，周游天下，其活动已经走出了关中一隅，在京师、江南、山左、荆襄都有广泛的交游，其诗学理论也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吸收了当时先进的诗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 清初关中诗人由于地域的缘故，论诗大多标举盛唐，主张格调，宗法明代前后“七子”。李念慈虽然也以唐诗为正宗，对清初宋诗风深表不满，他在寄孙枝蔚的信中即对其学宋诗提出批评，但他和李因笃、康乃心等关中诗人不同，并不推崇格调声色等诗歌形式，而是专力探求为诗之本。他倡导诗歌要“根抵性情，蓄积学问”，对那些“搜奇穷巧、斗异翻新”，徒尚文辞华巧，毫无思想内容的作品极为厌恶。李念慈与钱谦益交好，钱谦益对其诗评价亦较高。钱谦益于清初极力排挤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但李念慈并没有闻风影从，他对前后七子之代表李梦阳、李攀龙评价都较高。他和竟陵派诗人谭元春子谭籍要好，对竟陵派也赞誉有加，可见其开阔的人生胸怀和兼容并包的诗学态度，与晚明、清初许多党同伐异的诗学论调截然不同。 上：“诗本性情”与“文以明道” 李念慈论诗已经突破了晚明、清初的门户之见，也扬弃了关中诗人主张格调、崇尚诗法的地域传统，直探诗歌之本源问题，他主张“诗本性情”。其《计甫草甲辰草题词》云：“夫诗本性情，非可诡焉为之。”诗本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旧命题，历代诗论家多有评说。性情即人的气质秉性，作为诗歌评论的术语，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钟嵘曾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在古代文论中，性情又称“性灵”，也是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颜之推云：“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抒怀抱。”（《梁书“性灵”，大抵指一种敏于感受的情性，偏重于个人的审美情趣。“性灵”作为著名的文学主张，要到明代公安三袁才正式确立。袁宏道云：“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里所谓“性灵”指一个人真实的情感欲望，这种情感欲望是每个人独有的，是每个人的本色。这种推崇诗歌表现个人情感欲望的文学主张，摆脱了明代中期以崇古鉴今为风尚的文学思潮的束缚，对当时文坛影响颇大。 明末清初，也有许多学者提倡诗本性情之说。顾炎武曾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黄宗羲亦云：“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情）者何其少也。”但是清初诸家所谓性情，与公安派所提倡的“性灵”颇不相同。公安派提倡的性灵是个人的情感欲望和人生感受，注重自己的个性体验。而顾、黄诸家所主张的性情不仅为作者的人生感受，往往与时代精神、现实内容相结合，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因此黄宗羲将其分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黄宗羲曾说：“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歙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马雪航诗序》）“一时之性情”为作家的个人感受，“吴?越唱，怨女逐臣”各道其心中之事，虽然都为真实感受，但其价值有大有小，只有那些合乎孔子所倡导的“兴观群怨”的诗歌，具有深广的时代意义和积极的伦理价值的诗歌才称得上“万古之性情”。黄宗羲这样区别性情，和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有密切的联系。李念慈也推崇这种“万古之性情”，其《萝村诗集序》云：“诗与乐相为表里者也，其始发乎一人之性情，而感乎千万人之性情。必其实有动于中，不能已于自吐之怀，而后永言出之，时则歌咏明盛，时则悲悯天人。当其忠孝激发，离忧怨慕，深于一往。人之读之者，因得以见其时世之盛衰，风俗之贞淫，人才之通塞，民生之休戚。莫不憬然感，愀然思，其人之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