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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淑芳:轻逸是生命德行 　　阅读中国历史，无论是远还是近，都令人免不了要好奇一件事，在这个始终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里，作为渺小的个人，那种个体生命的叙事感觉，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并留下过什么样的痕迹？ 翻开中国美术史，无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一段段细究下来，发现它们其实也不过是一桩桩独特的艺术个案，是绝不相似的个体的生命，挨个儿写就了这美的历史，即使其中太多的个人从未留下名字。 女性在中国历史里几乎未被正眼瞧过，女性画家于美术史中更是难觅踪迹，偶有惊鸿一瞥的遇见，她也是隐在男人身后的、他的“氏”。 在国家意识形态里，苍生可以忽略不计，不论男女。在男性意识形态里，女性又可以忽略不计，无论老幼。进入美术史，作为社会“第二性”的女性，仍然被强权意识压在底下，难以看到她们一个舒展的身影。 那么，这被削弱的个体生命，是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抹掉了？对世界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的女人，是否会听任自己销声匿迹？而女性画家中，有没有人一直在顽强地书写着她自己的符号，直到有一天终为人知，或即使永远不为人知？ 萧淑芳（1911-2005）在中国这一百年的近现代画家里，是一位安安静静的女性，声与名都不那么显赫，不那么被外人所知。 比起与她同时代的艺术女杰，如年轻早逝的蔡威廉、落难屈辱的李青萍、远走法国的潘玉良、不得入国门的方君璧，萧淑芳的人生故事没有那么强烈的周折，当然也没有那么令人心痛和让人惋惜。她好似隔壁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年轻时是邻家姑娘，年老时是邻家婆婆，可望可及，仿佛一出家门，拐角处便可碰见她。 这种亲近感是主观的，也是有来源的。一方面是萧淑芳有十分质朴的个性，可以把以前的大家闺秀气质，当成思想上的一次再认识而做出改变，变成普通人一个，以与她经历的那个时代气息相吻合。另一方面，她又是自新中国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之后的国家新型人才，既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又是画画的艺术家，还是画家的妻子。社会与家庭角色的双重担负，与我们熟悉的成年女性没有什么两样。更因萧淑芳任教的中央美院，是自己曾进进出出的校门，在心理距离上，确实令人心生亲近感。 只是，缘于年代所隔，以及她的出奇安静，对她的知道，竟也只是近两年的事。这个迟来的知道，也在于读过的艺术史章节里，没有出现过她的名字。 她是女人，她大多只画花卉。这两重的意 思，似乎都暗示着一种过于的抒情，一种思想的不在场，一种开拓精神的缺席。或是艺术史也在沉吟，要从哪个角度，去写这个花花朵朵的女人，去肯定她的存在。 萧淑芳爱画花儿，是有着她轻盈的出处的，因她人生的豆蔻年华，本来就生得如一株美丽的花儿。 与民国之年几乎同时诞生的萧淑芳，当她来到这个世界时，举家都在用炽热的心与最好的条件欢迎她：这是他们这个书香世家盛开的第五朵花蕾了。 这个锦衣玉食的大家庭，旧式家族的陈腐气息是没有的，一共生养了七朵花儿，父母却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且以很舒展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重女的心：给予她们最好的也是有别于传统的教育―静态修养方面，音乐、文学、绘画是孩子们成长的基本粮食储备；动态方面，骑车、滑冰、游泳、到处疯跑玩耍，是她们个性丰满的辅助储备。 这种敢于接纳新思想，不拘一格育人才的家庭，培养出来一个个的音乐家、画家、生物博士、技术工程师，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萧淑芳是那个顺理成章成为画家的人，她不需自己立志，家中已为她的天赋作好了铺垫。是她的父亲萧伯林发现，这个女儿对有形有色的东西特别敏感，画花是花，画人像人，大有可以培养的艺术潜质，于是先请名家来手把手地教导女儿习绘水墨画，在女儿15岁那年，干脆送她去读了当时最好的美术学校北平艺专学最新式的油画。三年之后才去南京作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旁听生，直接师承于刚从法国回来的徐悲鸿，继续学素描与油画。 于此我们知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萧淑芳的童子功其实是油画，不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水彩或水墨。也无怪乎年轻时的她，画出的鱼儿，功底那么扎实、有神韵，比起那个时代极擅画人物与鱼儿的油画大家李铁夫，竟是后生可畏似的毫不逊色。萧淑芳的父亲，真是好一双慧眼。 从当时也在南京中央大学图案系当教员的蒋兆和给萧淑芳画的一幅素描来看，韶华时的萧淑芳果然像个淘气的邻家妹妹，五官清秀，短发齐眉，嘴角一个浅浅的酒窝，眼睛里闪烁着一股精灵气。略显瘦弱的小身体，穿着的则是好看的小短衣与小短裙―不要忘了，这是民国年间的小女生啊，看上去竟与我们此时的模样没有什么差别。 原来好家庭出生的姐妹，其神貌与生活方式，都少受上千年来的封建教条的约束，又得了父母满满的爱与看重，只是坐在那儿的一个平常样子，也透着自信、开放与现代的气质。 了不起的蒋兆和，给萧淑芳画这幅素描时，想来是好快的功夫。因为那淘气的被画的人，好似给人按坐在凳子上一样，如果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