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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晋玄谈文学艺术取向 　　摘 要：两晋时期的文坛盛行玄谈之风，这种以老庄思想根底、以个性及性情解放为追求的历史声音，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大舞台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本文从文学艺术取向这个角度来讨论玄谈的三个特色，即尚道的自然主义、辩理的个人主义以及修辞的美学主义。 关键词：两晋；玄谈；世说新语；文学艺术 两晋之际儒家经术衰落，以《庄子》、《老子》、《周易》为依据的思想成为社会的风尚主流，士大夫大多崇尚无为之说，摈弃世务，空谈名理，因此玄风大盛，无论公座还是私庭，玄谈之声随处可闻。玄谈的主题主要有才性、言意之辩、有无、养生及圣人等，玄谈的内容从文学艺术取向上大致又可分为尚道的自然主义、辩理的个人主义以及修辞的美学主义三类。 一、尚道的自然主义 两晋时期，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玄学成为时代风尚。名士们崇尚“三玄”（《老子》、《庄子》、《周易》），思想领域开放，放纵性情，玄谈中常以“三玄”为本，表达自己与天地自然同道的意志，这也成了两晋之际一种测量玄谈家风度的标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这里以阴阳感应来解释所谓易体，带有玄学色彩。远公的“笑而不答”甚至有些像后世禅宗的风度。关于老庄的玄谈则更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玄谈正是以老庄为本，儒学、佛学在当时都打下了道家思想的烙印。《世说》中有：“《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支道林作为和尚，能另立新解，可见其对《庄子》造诣颇深。这里能看到佛道的融合，可以说，在当时即使是佛教徒，如果不懂老庄，也难在上层社会立足。 《庄子》可以说是当时最受欢迎的道家读物，以《庄子》作为题材的玄谈，涉及《逍遥游》、《齐物》、《渔父》诸篇。以《世说新语》而言，文学篇第三十五则记支道林曾论《逍遥游》，文学篇第五十五则记谢安诸人曾论《渔父》，文学篇第五十二则记殷仲堪诸人论《齐物》，第五十二则如下： 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读老庄的记载如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1]说明道德经是殷仲堪的日常读物。如果能言老庄的，就会因此得到极高评价，如《世说新语?赏誉篇》第二十六则：“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郭子玄即郭象，西晋时著名的玄学家，好老庄，善清谈，曾注《庄子》，由向秀注“述而广之”，别成一书，“儒墨之迹见郭象鄙，道家之言遂盛焉”[2]。两晋之时，善于玄谈的名士都有一股尚道的自然主义，玄谈之中的姣姣者在道家的理论的熏陶下，更有一番仙人的风骨。 二、辩理的个人主义 两晋时期天下动荡，战争频繁，无论下层民众还是上层名士都性命如蚁。儒家正统经学繁琐迂腐趋于没落，理性已经崩塌，名教成了虚伪，于是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的个人主义便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标。当时能言善辩是玄谈名士必备的一种个人修养，名士们各自畅谈“虚腾”与“玄远”，彼此辩论“才情”与“天道”。《晋书?裴楷传》记载裴楷“楷善宣吐，左右属目，听者亡倦”；《晋书?卷五二本传》记载华谭“好学不倦，爽慧有口辩，为邻里所重”；《晋书?文苑列传?赵至》记载赵至“论议精辩，有从横才气”；《世说新语?赏誉》记载陆云“儒雅有俊才”，“口敏能谈”……凡此等等，不胜枚举。《世说新语?赏誉篇》第七十六则记载：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衅衅。为来逼人。” “衅衅”是形容侃侃而谈的情状。“为来逼人”，谓其语锋甚健，锐不可当。可见青年时期的谢安具有十分出色的辩才。但仅仅善辩，在玄谈场上未必能够称雄，必须平日里对玄学著作及其义理有刻苦、精湛的研究和深刻、独到的体悟，在此基础上，若辅以卓越的辩才，则所向无敌了。有时玄谈家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辩论的敌人挑战，个人主义颇为严重，大有后世小说家所描写的貔貅猛将叫阵的味道。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十九则：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裴遐新婚三日后回门，裴、王二族子弟邀请当时名士举行盛大的清谈聚会，其热烈隆重的场面自然非同一般。首先“出马交战”的是裴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