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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区际管辖权双边安排可能性 　　【摘要】“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及其实践为中国创造了区际司法协助的可能和环境。我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区际法律结构，这对四法域之管辖权的安排形成了障碍。管辖权问题是当事人进行所有诉讼程序面对的首要问题，贯穿于诉讼程序的始终，其地位十分重要。我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四法域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区际司法协助的主体，就管辖权而言，目前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没有达成双边协议，但在实践中，关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管辖权问题却不容忽视，因此，文章就我国区际管辖权双边安排可能性进行论证。 【关键词】区际管辖权；双边安排；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88-02 一、中国区际管辖权安排的现状 由于不同法域的管辖权确定原则不同，这就导致了管辖权的冲突，其结果就是“平行诉讼”的产生。“平行诉讼”的出现在法律制度上可直接导源于各个法域管辖权规定的歧异，内地与港澳台也不例外。 首先，由于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四个地区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法律体系，四个法域的管辖权确定原则存在差异，因此导致了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区际管辖权的安排方面，四大法域两两之间仍然是以各自立法为主要方式来开展的。 内地的关于合同领域的管辖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其他领域的管辖权则是按照主体、客体、案件事实与我国有关联，则我国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台湾地区方面，早在1992年7月31日，台湾当局就颁布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制定了配套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条例》及其《细则》实际上并未明确规定管辖权问题。实践中台湾地区司法院曾对《条例》第74条作出过几点解释，其中一条是“依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大陆法院之判决违反专属管辖者，因与公益有关，不予认可”。由此可见，只要内地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不违反台湾地区之专属管辖规定，均为适当。但是，若发生的纠纷按照大陆与台湾均有管辖权时，即不违反台湾地区的专属管辖规定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则没有规定。 香港关于涉外民事管辖权的规定散见于《香港民事诉讼法》、《香港地方法院规程》之中，实行的是英国的管辖权制度，将民事案件分为对人诉讼和对物诉讼两大类，从“有效原则”出发确定管辖权，以被告身在受诉法院所在地境内并经送达传票为依据来确定域外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同时还包括单边性色彩浓厚的协议管辖和专属管辖。 新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以专章的形式系统地规定了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与《澳门组织章程》、《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以及《澳门司法组织新规则》等法令、法规相配套，构成了澳门现行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的完整体系，包括范围扩及当事人所在地以外的诉因事实发生地的普通地域管辖、内容较为繁复的特殊地域管辖、涉及不动产和法人破产或无偿还能力诉讼的专属管辖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管辖。① 其次，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永远处于暧昧之中，由于当前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微妙的政治关系，也导致其在法律上也存在难以协调的冲突。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可谓错综复杂，四法域不仅在法律体系的归属上存在巨大差别，而且还横亘着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紧张，尤其是内地与台湾地区之间的政治对立更加剧了区际法律冲突的尖锐性及其相互协助的困难。目前台海局势的微妙更加剧了台湾地区和其他三法域之间形成管辖权双边安排的难度，任何过于乐观的观点都忽略了政治因素对地区政治法律生活进行干预的影响和能力。 再次，关于区际司法协助方面，当前仅存在大陆与香港、澳门所达成的关于区际文书送达的双边协定；大陆与澳门的委托取证的双边安排；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关于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认可与执行的双边安排，并不存在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关于管辖权的安排。并且，这些双边安排也仅仅是最基本的司法程序进行的保障，只是针对实践中急需解决问题的“点对点”式的补救措施。并未涉及管辖权的相关安排。因此，若非管辖权的混乱局面导致实践中案件无法进行的情况大量出现，现有规定不能满足时间需要时，才会更能促进双边安排的达成。 二、形成区际管辖权安排的动力 就目前而言，形成区际管辖安排仍困难重重，复杂现象的背后仍然存在着诸多推动因素。 首先，伴随海峡两岸关系的回暖，尤其是两岸人民的跨峡经济交流日趋频繁，在实践中，区际法律冲突的案件日益增多，而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如“挑选法院”以及“平行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