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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鉴赏理论 　　摘 要：文学批评鉴赏活动自先秦已有，但其理论的形成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首先提出“文体论”、“文气说”，客观上为其奠定了基础，之后又有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崛起，不仅提出了文学批评鉴赏的原则、途径和方法，而且做出了成功的示范。由此，文学批评鉴赏理论得以正式形成。 关键词：文体论 文气说 知音 滋味说 追溯源流 自从有文学创作之日起，就伴生了文学批评鉴赏活动。但研究文学批评鉴赏的理论，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这是因为批评鉴赏理论要在大量的批评鉴赏活动的基础上予以总结归纳，要在文学观念变化的前提下才能独立门户，要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相关论述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较系统的理论。[1]因此文学批评鉴赏理论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真正产生。先秦时期，出现了文学批评鉴赏的一些重要命题，如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但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专著。到两汉时期，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和王充的《论衡》一定程度上对文学批评鉴赏理论有所涉及，但是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同时在汉代还出现了专论《诗经》的《毛诗序》以及专论《楚辞》的王逸的《楚辞章句》。这些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鉴赏理论的形成起了先导作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有曹丕《典论“文体论”、“文气说”，客观上为文学批评鉴赏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后到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陆续出现，使文学批评鉴赏理论最终得以形成。 一、文学批评鉴赏理论的基础――“文体论”、“文气说” 东汉末年，人物品评风气日盛，给当时的文坛造成了一些混乱。同时，因为政治吸引而形成的文学集团内部充斥着文人之间的互不相服甚至互相轻视的现象，如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2]就可以看出他对陈琳的轻视。正是有感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文人相轻现象，曹丕在《典论“文体论”和“文气说”，希望以此来解决这种不健康的现象。其客观上也为文学批评鉴赏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曹丕分析“文人相轻”的现象为“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说明“文人相轻”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文人对自我的片面认识，对自己的长处“善于自见”，对自己的短处“暗于自见”，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因为文人不能全面把握各种文体。针对这一情况，曹丕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明确地对文体进行了分类。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即有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科，又因为八科之间风格特点的相近，而整合为“宜雅”的奏议、“宜理”的书论、“尚实”的铭诔、“欲丽”的诗赋四科。正因为四科各有其不同风格，因此曹丕谓“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体可分为四科，且四科的特点截然不同，而文人在这四科中又各有擅长，这就和文人对于某一种或几种文体的偏爱有关，而这种偏爱就是由“气”所决定的。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是指作家创作才能和个性气质方面的特点，气有清和浊的区别，这是先天造成的，不是后天努力所能做到的。“气”反映在作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就谓之“文气”。因此，“气”的不同就直接导致了文人对文体选择的不同和作品风格的不同。 总的来说，曹丕提出“文体论”和“文气说”，目的是为了说明“文人相轻”现象的不合理性，以此来重振文坛的风气。但其客观上也为文学批评鉴赏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正因为每个人具有不同的创作才能和个性气质，所以不同的人所偏好和擅长的文体不同，作品的风格也不同，因此文学批评鉴赏应该以公允为标准，在对文体和作家的创作风格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批评鉴赏，既不可轻人，也不能刻意地捧人。 二、 文学批评鉴赏理论的形成――“知音”、“滋味说”、“追溯源流” 齐梁时期，出现了鉴赏文章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鉴赏诗歌的钟嵘的《诗品》两部专著，两者以自身的实践作了文学批评鉴赏的示范，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的那样：“《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3]而更重要的是刘勰和钟嵘分别在《文心雕龙 （一）“知音” 1. 知音之贵 曹丕“文体论”和“文气说”的提出，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文学批评鉴赏提出了要求，要求文人在批评鉴赏时保持公允，在全面了解作家的擅长文体和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公正地评判。这也就要求批评鉴赏者有见识、有胸襟，能当作家的知音人。正如伯牙、子期一样，只有知音人才能够完全体会作者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达到“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的境界。由此可以看出知音的可贵。 2.知音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