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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家庭教育核心是家长教育 　　赵刚，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东北师范大学家庭与学校合作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教师》：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人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您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部门在家庭教育的态度上发生过哪些变化？ 赵刚：家庭与家长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与作用我们无须再去讨论，我们都知道它在人的成长与发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认为教育部门对家庭教育问题的态度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以国家主办的学校教育形式占绝对主导地位，民间教育、私人空间的教育手段与影响微乎其微。尽管这一时期也有关于家庭教育的论述和政策性的表述，但与现在家庭和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无法相比。我是1980年考上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当时系里只有一个专业叫“学校教育专业”，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代表了那个时期各级教育部门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态度。 第二阶段：从1980年到1998年这18年。因为这一阶段我国将“一对夫妻只生一胎”作为基本国策，每个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造成追求子女数量不为政策所允许的局面。人类望子成龙成凤的本性，促发他们追求数量不成转而追求孩子的成长质量。家庭开始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家庭教育这一传统注重孩子成人教导的形式，又极大地强化了指导孩子成才的训练。“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口号反映了这一阶段家庭对子女成长、高质量教育的强烈需求。1998年，高校扩招，正是国家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对高等教育的强烈渴望这一需求的回应。 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随着第二代独生子女的出现，家庭对子女成长的高期望值助推了家庭子女教育的投入、民间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家校合作、亲师合作等教育形式。尤其是教育部门关于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提出，将家庭这个社会因素推到管理与法制层面，化家庭教育为学校教育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成为日益突出的教育命题，也成为教育管理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既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回归教育本源的反映。 当然，这个划分只是我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中国教师》：您认为大学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安排上对家庭教育的倾向度如何？您是如何看待贵校该专业的设置与发展的？ 赵刚：我觉得大学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安排上对家庭教育的倾向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好兆头。现在大学的幼儿教育专业，家庭教育学是必修课，其他专业多为选修课，也比较受欢迎。我在学校开选修课时，学生从开学时的25名增加到期末时的38名，一些外校、访学进修教师都很感兴趣。我校有个“净月论坛”，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名为《家庭教育学：一个对您未来教育工作与家庭建设都极有价值的学科》的演讲，报告厅座无虚席。我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提升一个人的人生质量与幸福指数。成家、立业是人生的两件大事，前者体现一个人在私人空间的生命意义，后者检验一个人在公共空间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家庭生活不幸福的所谓事业成功，不是一个有效而完整的人生。师范大学的学生进入教育岗位，面对的不仅是学生，学生背后的父母、祖辈和家族成员这个群体对他的影响与支持更大、更深远。一个漠视学生家庭因素与家庭教育的教师，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一定不会做出有效的工作业绩。那些有影响的教师，如被称为“中国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李镇西，不仅自身专业突出，而且在家庭教育、亲师合作方面成果丰硕，著述颇多。家庭教育这门学科，可以说是一门惠己惠人、提升工作质量的必修课。 据我所知，美国近30余个大学设有家庭生活学系，培养指导家庭生活建设的高端人才。我国有近四个亿的家庭，需求不言自明。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化、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高校改革与转型，这个专业会有突发性的增长。我校与国内多所师范大学都招收家庭教育学方面的研究生，正是要应对这个变化。但是在我国，由于体制性的各种积弊，作为一级学科的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分类，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式教育思维体系中。今天的教育科学子学科分类，伴随着人权意识、新技术革命与家庭分层等因素的影响，亟须重新洗牌与划分。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与支持已不言自明，家庭在左右着我们学校教育的格式与管理，家庭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基础性体系，亟须从政府管理、学术理解、学者自强等多层面予以关照与提升。改变目前层次低、研究脱离现实需求等困局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相信前景会非常乐观。 《中国教师》：您认为家庭教育专业的特点与问题在哪？ 赵刚：家庭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基础体系。许多教育问题往往都归因于家庭与亲子关系等因素。由于我国师范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多进入学校等公共教育机构，而家庭教育多为私人空间的行为，并未出现有效的指导形式与就业、赢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