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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大胆超越一切教条主义偏见 　　中西兼融的主流经济学家 韩康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兼任国家社会科学课题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咨询专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在许多高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经济理论、比较经济体制和公共经济理论的研究。多次参与有关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课题的研究。代表作有《 21世纪：全球经济战略的挑战》等。曾获孙冶芳经济学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其传略已被辑入《当代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中华学者名人词典》等。曾被港、台学界评为大陆最有影响的50位经济学家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他师从我国研究《资本论》的著名大家王珏先生，苦读、精研《资本论》多年，后又系统攻读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现代经济史。在读博期间已开始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协调起来，作为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理论分析工具。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韩康教授提出应“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有人称之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下影响市场活动的力量非常强大。这种状况的发生，一方面具有历史发展合理性，但同时也孕育了国家过度垄断影响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风险。他认为，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趋势和最终结果目前尚不明确，需要深入研究。这种分析独树一帜，引起广泛反响。 韩康教授在中国发展问题上的多领域研究也很有独到之处。1993年他最早将中国体制改革战略分为两个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为：总体筹划、试点探索、分层递进，十四届三中全会后转变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布局。1994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哪里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中国既要高速发展，又不能丢掉共同富裕。1998年首次提出“政府有序退出市场”的问题，指出政府应当考虑如何把自己的主体职能从大量参与微观资源配置活动中解放出来，逐步地转变到承担秩序职责方面来。2004年他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思想是――发展以民生为本，提高政府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2005年他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思维，即建立“发展赶超、高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三重性内容的发展战略构架。针对近年来社会各界热议的城镇化问题，韩康教授在2013年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是城乡矛盾内化。这些深入冷静的思考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公共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他是国内较早呼吁中国应重视公共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亲自发起成立了公共经济研究会（全国一级学会），并担任会长。2012年，韩康教授带领公共经济研究会的研究人员，提出“大多数人幸福”的概念及其发展指标体系，并以这个基本认识和评价体系对国内的城市发展进行考察评价。 对话 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某些大学没有容身之地，并不奇怪 人民论坛记者：在中国的官方和民间，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有两套语言系统，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马克思的经济学有渐趋边缘化的趋势，对此您怎么看？ 韩康：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虽然因为叙理艰深而并未被大多数人真正理解，但由于它的学术结论是非常革命性的，所以成为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很高理论声望。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的经济学在中国理论界登堂入室，成为国家主流经济学，《资本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第一权威教科书。这个时候，谁要不下功夫研读《资本论》，谁要不在研究《资本论》方面拿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想在国内经济学界站住脚是绝无可能的。改革开放后，情况大变。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被轰轰烈烈引进，马克思的经济学风光不再，从神坛地位上倒了下来。现在，虽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但在实际学术活动中，马克思的东西已经很难占据主要地位了。就经济学来讲，占第一主导地位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很多中国的大学里，马克思的经济学早已在经济学科里没有容身之地，只是公共政治学的一门选修课程。 我认为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从发展的视角看，也并非是不可理解之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化发展的领先国家。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渊源，并没有离开西方历史文化与思想体系传承的大背景，同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体系的传承毫无关系，完全是两张皮。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同其他西方学说进入中国的情况一样（例如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经常会发生同一有趣的现象：比如先是有许多人尊崇备至、全盘接受、拿来就用，后来发现国情有异，用起来效果并不如意，于是有人便走向反面，举起否定的旗帜，再后来，通过不断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