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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时间、记忆、身份和未来 　　[摘要]多数香港电影的母题，都潜藏着时间裹挟、记忆纠缠和身份的烙印。97回归前香港对内地的陌生，英国政府统治下的民主萌芽，迫使香港人在1997年前后对自己的身份一再追问。回归后小岛的内耗，停滞的社会发展让香港电影放眼当下，以日常生活的镜头寻找拯救与逍遥。本文尝试通过研究香港电影的时间、记忆、身份和梳理表现日常生活的香港电影，指出其追寻逍遥的未来意图。 [关键词]时间；记忆；身份；未来 一、绪论：时间背后的空间借条 港岛150年沧海桑田，新界、九龙99年的租约，帝国的阴霾，游子的身份，未知的将来，成为港人心中难解的时空“大限”。①20世纪90年代伊始，“时间”纠结于港人最日常的娱乐形式――电影；97回归，港人直面的不仅是时间的“大限”――归属一个体制就是归属一种生活方式，除政治回归外，对普罗市民来说，狭路相逢的更是“空间”问题：究竟是留守香港，还是远走他乡？抽象的时间问题，紧迫为空间（肉身）停留问题。这张空间的借条随时间推移，燃及每个港人的自身，非此即彼的“空间”的选择，裹挟着每个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二、回家的陌生：时间记忆 1967年香港本地发生暴动，②惊动了港英政府，也改变了过客们的心思。“67暴动”后，港英政府开始建设香港，从基建、医疗到教育，港督戴麟趾、麦里浩和尤德等人大刀阔斧，屡施善政。治下的香港，相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地来说，不啻天堂。生活改善催生了归属感，香港的本土意识开始萌芽。 80年代后期，港英政府开始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选举，加快了香港本土的民主进程。民主与专政的制度对比，更加拉远了两地制度上的距离。90年代郑裕玲主演的电影《表姐，你好O野！》，讲述两个内地的公安到香港办案所遭遇到两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处事方式的不同。表姐的蛮横、封闭、好奇和“左倾”与电影里香港警察开明、淡定和民主相较，表明港人眼中两地在政治文化上巨大的差异。 在97回归前的一个月，大量港人聚集在湾仔维多利亚公园，排长队申请英国海外属民护照（BNO）的一幕，显现了港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他们纷纷以行动，投下对中央任命下的香港特区政府的不信任票。几乎同一时间，陈果的“香港三部曲”之一《去年烟花特别多》，讲述一群在英国1997年撤走前夜被撇下的华籍英兵：他们生计零落，颠沛流离，不为社会接受，遭到自己人怀疑。这部电影的台词“我们不是完整的中国人，更加不是英国人”隐喻了将要回归的港人命运：被养母抛弃、放弃，回到生母的怀抱，又由于文化和制度差异，一时难于融合，因而不被待见。既可见其中的屈辱和不甘，又可见无奈与接受。 回归15周年，昔日英国的影子并没有完全在港人的视野里消失，外国势力并没有完全消失。最近个别港人在上水举起英国国旗，并打出“中国人滚回中国”的标语，虽是对最近“蝗虫”事件个别的偏激回响，不过如结合近年香港反蝗虫，对“我是中国人”这个身份认同度创新低等事件，③也可窥见中港之间一时的矛盾。 故此，一旦香港经济状况下滑，施政不得人心。面对一个并不满意的政府，和97回归后“上上落落”的15年的生活，社会便容易出现分化。最近两三年，这种撕裂式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开始在港人的思维世界游走，逼仄的空间回荡着“我是谁”“我过去是谁”“我将来又会是谁”的声音，迫使他们寻找出路。 香港电影以警匪片闻名于世，杜琪峰在2006年拍摄的《黑社会》，英文译名Election（选举），这名大导演毫不掩饰其映射香港政治的野心，“人家选办事人，比我们香港选特首还要早一百年”，黑帮奉行“盗亦有道”的能者居之的宗旨，而且一人只能做两年话事人，绝不连任。故事以黑社会的龙头大哥选举来讽刺香港迟迟没有落实的“双普选”。显然，电影里面外在势力的影响，深层次说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由自主的命运。再且，当她与母体的制度、价值观发生碰撞，又会不期然不断回溯过去的殖民时代，可是所有记忆的美好、不忿和挣扎，仍是徒然。 三、现状的无力：日常生活电影的拯救与逍遥 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说：“毫无疑问，过去20多年以来，香港深受九七问题的左右，这个问题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④ 法国哲学雅克“艺术的政治看点，因此就在这里：艺术家不是通过艺术搞政治，来间接影响政治，而是搞艺术时就在搞着政治，搞成政治专场，让观众更容易加入政治的。艺术家提供艺术的配方，观众从中得到一种思想的配方，从而去思考和实验政治的配方。艺术家的模仿（mimesis），改变了共同体的感性――审美（aisthesis），从而改变了人民的创造方式（poiesis）。审美革命先于政治革命。革命发生于影像之内。”⑤ 因此，作为时代纪录的电影，弥漫着挥之不去的97阴霾――时间、记忆、身份与未来，渗透在时空深处，成为所有港人的梦魇。因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