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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和中国:一段未经授权旅程 　　马尔克斯故去，在中国引发反响和悼念是必然的。这位拉丁美洲的文学巨匠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国文学中影响最大最深的外国作家，也似乎是具有某种“中国性”的外国作家。《百年孤独》是许许多多中国作家在自己创作的开始阶段最重要的参照，是他们写作的范本。那个让无数中国作家激动的首句，就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受世界新的想象方式的经典范例：“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许多人直接在自己的小说中模仿这个句式，他们从这里明白了小说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可能性。到今天我再重温这句话还是别有一番感慨。 马尔克斯的名声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文学中很有影响力。依据外国小说改编的中国电影极为稀少，但导演李少红在1992年拍摄的电影《血色清晨》就是根据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改编的，这部电影在当年有相当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还出品了一种名为“百年孤独”的白酒，也一度非常畅销。 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纯文学”作家，马尔克斯在中国文学领域和公众中的影响力可谓独步天下。他其实和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其中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他和我们的相遇，正是在中国开放的最初岁月。他的作品在中国广泛的译介都是未经作者授权的，我们大家投入的那些感情和青春也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看到的当年为之激动的译本，其实是我们自己上阵翻译的。当年中国没有参加伯尔尼公约，因而这种未经授权的结果虽然不合规范，却歪打正着，引发了中国文学的变化。这也曾经引起了马尔克斯本人的不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开始和世界的当代文学“相遇”，这是在经历了相对封闭的十多年之后的独特经验。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中心就是对西方的开放，中国开始尝试进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一方面一种新的个人解放思潮开始凸现，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凸现，这种民族意识在当时强烈地表现为一种“落后”的焦虑。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民族意识中作为“第三世界”斗争的中心和反抗美苏世界霸权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感到中国各方面落后的焦虑所取代，并影响了文学的想象，“走向世界”的口号激动人心。我们发现，无论我们的表现题材、表现方式和想象路径都和那个时代的西方文学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的作家和文艺青年急切地阅读袁可嘉先生主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阅读陈琨先生介绍西方新文艺思潮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述评》。一面惊奇于那些奇特的想象方式和表现方式，一面也慨叹中国的生活和这一切之间的巨大差异。当时人们开始认识萨特、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西方文艺代表人物，却也感受了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给予我们的限定，让他们显得遥远，我们似乎难以赶上他们。于是，“走向世界”的路径何在变成了我们的最大困惑。 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的。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的标准，一个似乎是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看待，以最为真诚和最为热切的介绍和推荐向我们提供世界文学的超级范例。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的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种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 但到了1982年，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和中国在全球“位置”接近的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进入了世界文学的主潮，这让中国作家感到兴奋和鼓舞。他的《百年孤独》很快地得到了译介。他的作品也让我们震撼，这里拉丁美洲在封闭和诡异中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特点的表现却是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有了独特精妙的结合，并给当时苦于找不到新形式的年轻一代中国作者巨大的启示，告诉他们有一个方法可以“挪用”来自西方的复杂技巧，又能够让它们“接地气”，能够把自己在一个古老文明中的丰富感受和记忆得到新的呈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正是把拉丁美洲的文明和其中丰富的传统用新的表达方式加以呈现。 其实马尔克斯打开了一扇门，他让中国作家能够把现代主义的技巧用在本国的文化想象之中。当年的“寻根文学”就是深受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影响的文学热潮。当年的“寻根”文学的重要作家王安忆、韩少功、阿城等人的作品中都看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而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写作也无不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可以说是最具“中国性”的外国作家。他的灵感启发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而《血色清晨》这样的电影，虽然故事是马尔克斯的，但看起来就是一个格外真实的中国故事。虽然没有授权，但在那个时代，我们似乎心心相印